解决同性恋个体的主要问题取决于他们在要求婚姻平等之外的共同点。这一观点承认了对个体间共性的偏颇对待，它可能通过其权力及权威对任何性向、性别、种族以及经济状况的个体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处理同性恋个体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让其在同志圈中感到平等的身份认同，也不是将一个问题标签为这个群体的“政治纲领”。无家可归的青年虽然在传统上来说跟同性恋群体不大沾边，但目前，有5%的青年认为自己属于LGBT阵营，也有40%的无家可归青年如此标签自己。对于青少年同性恋者，其家庭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会导致他们“出柜”经历的不同——或是得到家人的爱和关怀，或是虽然此前家庭关系看似和谐，但出柜却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我很庆幸自己属于前者，那是一次难以想象的经历。在美国，接近一半的流离失所儿童将自己视为性少数，这么做是一把双刃剑，其致命弱点暴露在外——他们得不到任何群体的接纳和代言。
至于对弱势同性恋者小众型需求的解决没能上升为舆论讨论的焦点，原因有三：第一，他们对自己的诉求缺乏像对“同婚”那样系统的陈述，后者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舆论中掀起轩然大波，连番获得法院胜利，最重要的是，在“同婚”的问题上，他们有一个最终目标——全国五十州通过提案。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曾拒绝审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请求，但就在数周后，佛洛里达州成为美国第37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州。第二，同志平权在全国风起云涌的进程，将使那些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同性恋者获益。对于异性恋夫妻而言，婚姻常被高收入人群加以利用，而今后，这一趋势可能在两种人群中交错演化。最后，对弱势同性恋者诉求的抗争并不会为一个选区带来支持者。LGBT群体受到驱逐威胁主要因为家庭中的“恐同”因素，但在部分同性恋者中，高于平均水平的艾滋病感染率主要源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种族构成。
比起青年无家可归或滥用药物，艾滋病危机仍然和同性恋紧密联系。但是，黑人男同志在艾滋病人群中占据的比例十分的高，这也提醒了两大高危人群：新型艾滋病在黑人男同志中的发病频率为白人男同志的八倍；而在城市中的同性恋群体，艾滋病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35%的芝加哥黑人男同志艾滋病检验呈阳性，更多的人是艾滋病带菌者，但自己却毫不知情。事实上，在芝加哥的黑人男同志艾滋病感染率在全球居首。
在当代美国，艾滋病毒的性质并不如1980年代那样迅猛难缠，那时造成的恐慌我只能从书上读到，却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今日，纵有各种教派的LGBT群体通力合作对抗艾滋病，但个别同性恋者却认为艾滋病是他们自己的事，正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并不能代表美国数以百万同性恋者的群益。在十年前马萨诸塞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州之后，已有37个州允许同性恋婚姻，这一数字在不断上升。其时，根据疾病控制中心（CBC）预测，当我们这个班（2014年毕业）的同学都到了50岁的时候，那些和我岁数相仿的男同志中，将会有近半的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纵有居家、健康、婚姻问题的建议，但并没有一个措施能将所有同性恋者囊括在内。这也说明了：虽然LGBT的称呼十分言简意赅，但基于其个体相差地别的身份背景、独特的诉求，用同性恋团体来称呼他们实在不确切。
并不是说，我或者其他同志，对自己非自愿性的成为性少数的一份子而感到恼火。但“团体”一词夸大了我们的现实身份。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取决于：非LGBT人士如何看待同性恋者，善意的朋友如何轻松地明瞭他的同性恋朋友的兴趣以及需求，并去维护这个庞大的“团体”。但问题出现在无论是“直人”还是同性恋者，他们可能会认为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拒绝性向歧视，是推动同志平权运动的新兴浪潮，是在造福我们这个“团体”。但是，你认为最近出柜的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或者其他白人成功同志跟芝加哥的黑人同志有其他相似之处吗？“团体”一词对那些没有特权的弱势同志造成伤害。同婚成为国家法律之时，将会有更多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同性恋者的愿望得到满足，在“团体”这个词越发掷地有声的同时，弱势同性恋者仍将继续遭受“有声无路诉”的折磨。之后，我们也许会这么想，“谁要关心他们想要什么？”
当然，我只能为自己代言，并且，我的出柜经历也是相当的一帆风顺。得到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得到大学学位，我十分清楚在主流同性恋者权益越发得到保障的今天，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是多么的幸运。我是许多人认为的同性恋团体中的一员——我们能发出自己有力的诉求，并对婚姻怀有美好的愿景。但我们只是多数人，弱势同性恋者的愿望并不会因我们的共性而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