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内向与真诚我的中国同事在不熟悉的社会环境下更喜欢保持沉默。他们会这么想，“我不想第一个上”或“我不想说错话。”这就导致团队聚餐无聊至极。我们的美国业务经理梅莉莎试过要求员工在办公室的周五欢乐时光时进行社交，但大多数员工都不这么做，只是冲过去拿了啤酒或爆米花后，就坐回自己的办公桌。这跟美国人的喧嚷和外向几近相反。美国人在这些场景上似乎都有个套路，他们会问：“最近怎么样啊？”“那，你是做什么的？”“这周末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你的回答——抱歉，但记住，没人想听你的自行车旅行——但这种套路也把人们硬凑在一起，促进新的联系。这两种态度——内向vs 外向，真诚vs 闲聊——会引发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态度收获的是一些密友，第二种态度收获的更多是点头之交。中文里没有“人际网”这一说法。那怎么会有呢？连孔子自己都说过，“无友不如己者。”另一方面，闲聊能开启友谊的大门，不过经常这种“友谊”会卡在佯装开心和暗含讽刺的尴尬区。美国人也许更外向，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感觉孤单。 当然，中国有自己虚伪的社会礼仪，但一般是围绕着宴请、祝酒、送礼、在慷慨与行动上胜过另一方。这些礼仪如果没有促成友谊的建立，至少会使双方产生相互依赖的牢固关系。
4. 友情更进一步当我和中国人跨越“朋友”的界限后，我和他或她的关系就会跟我认识多年的西方人一样特别密切。跟我们一起去宜兴的安吉拉是一位高级人事经理，但她对待员工就像对孩子一样。她曾带上十几岁的儿子邀我和丹丹一起去远足，她也常请我们去她家吃饭。我的中文老师苏伟比我父母还更了解我的感情生活。我的同事林肯是一位蓄有山羊胡、体贴周到的数字化工作者，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游泳伙伴和政治辩论对手。我们会一起去徐汇区的公共游泳池，当然我们要先换上泳衣，然后再游个一两小时。然后我们会去兰州拉面，边吃边讨论政治、历史，一直到上海地铁停运为止。我还有个朋友查尔斯，是美籍华人，他8 岁时搬到佛蒙特州，说起话来跟当地人没两样，看上去颇像达特茅斯学院的兄弟会成员，但他还保留着中国人的特性。他会毫不犹豫地和“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周末时一起出去玩，喝酒、吃饭、聊着相互之间的糗事。说的是英文，内容跟美国有关，但形式却有中国特色。不管是安吉拉、苏伟、林肯或查尔斯，他们不需要依靠我那些外国朋友的夸张情感来跟你保持紧密联系。没有一个人说过，“见到你真高兴！”相反，他们只是简单地邀我进入他们的生活，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朋友关系中有一个特殊层面，在中国，约会不太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两人生活的合并。理想的上海男朋友会为女朋友煮饭、叠衣服，当然，为任何东西埋单——我的美国室友乔恩已经学会为他的当地女朋友赛布丽娜做这些事。微信上的不间断交流是必须的；“情侣装”也很正常。“约会”这个概念本身也暗示着两人最终会稳稳地迈向婚姻。西方的勾搭文化虽然在传播，但在上海市区这样的地方，受此影响的年轻的职业人士仍然有限。当然，最紧密的还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有天简问她妈妈，如果她离开这个世界，妈妈会怎么做。她妈妈想都不想，也没考虑措词，直接说道，“噢，我会自杀的。”
5. 这里不是波士顿我们来自哪里决定了我们跟人相处的方式。在我成长的地方，朋友之间会平摊费用、精心管理好时间、只在真正危机来临时才会暴露最强烈的情感。不言而喻的准则决定了我们彼此间可以安心分享的内容；闲聊、玩笑话以及类似“见到你真高兴”的说法使我们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成功进行社交。人们也可以非常慷慨，但通常你要先提出要求。我在中国结识的朋友引发我思考：这是不是与人相处时最好的、或者是唯一的方式。他们说的少，做的多，通过体贴的行为，而非言语，来表示对朋友的关心。也许陌生人之间的那堵墙更高，但你一旦跨过，就可以享受到一切。 是某种文化更好？一种“礼貌”超越“小团体”的文化有它的优势：共同点不多的人仍然有与别人谈话的习惯，每个人都保有自己的隐私。在我的家乡波士顿等其他类似的地方，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不存在某个单一群体占据多数的情况，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如果个体不受朋友、家庭和爱人的束缚，他们就会有更大的成就，更多的创意，也会去冒更大的风险。 但太过独立也会更孤单。从最好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促进人与人的亲近——人们习惯性地对他人慷慨、靠行动而非言语来表示关心、选择真诚而非闲聊、全线关注愿意称他们为朋友的人。在这里每个人都相互扶持。最棒的一点是，他们付出的同时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要是变快乐的诀窍就是付出更多呢？
作者：Sam Mass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