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入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负笈海外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我把这些数据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