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Lee Kuan Yew），出生于1923年9月16日，新加坡前总理，曾任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
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19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19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
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