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艺术不一定都与奢侈品有关，但就像食物和水一样，它们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阿尔·肯尼迪（AL Kennedy）如是说。
有一次，我去看我的妈妈。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看到桌上摆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有一碟玫瑰花瓣。一片花瓣落在托盘上。我不假思索地把捡起花瓣，放到碟子里。作为一个爱干净又井井有条的人，我不太欣赏，也不太懂得这些装饰。我经常住酒店——那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水壶。
那是妈妈还是一名教师。敬业爱岗几十年后，她不再喜欢这份工作了。她在一个繁华社区中心一所很棒的小学里教书。但出于种种原因，学校的教学目标、教学氛围和教学能力开始慢慢退化。日复一日，妈妈目睹身边的同事一个个生病，或者提前退休。为此，她的健康深受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伤透了她的心。
我动了那片花瓣，只是为了保持整洁，但妈妈说——声音很低，好像怕说错话——她是故意这样放的。然后我就懂了，我当然懂，当妈妈需要支柱的时候，她就会摆弄一些美的东西。每天下班回来，一进门看到这些东西，她就会觉得开心。而我却糟蹋了这一摆设，这让她产生了怀疑。我不是故意的，但我却毁了她的摆设，伤害了她。她本想增加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价值，而这样被我一毁，她就变得更加渺小。覆水难收，对她说“我只是不经意地一摆，并没有质疑你这么摆”或是说“这样摆挺好看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去”这样的话也于事无补。这只是日常生活里的一件小事，很普通，但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因为这里面隐含的意义如此有冲击力如此深远，也因为我深爱我的妈妈。
作为她的女儿，我应该更加理解我妈妈的。不仅如此，我的职业就是要做出我理想中美的东西，尽管那些东西并不能代表我，但都是我的创作以及我对世界的理解。我希望这些东西能让别人开心，而制作这些东西的过程又让我自己开心。我离不开它们。换言之，我创造艺术，或者力所能及地制造美的东西。我非常熟悉造物者与物品间的那种奇怪又微妙的联系。
为何要在现在谈论这个问题？满载乘客的飞机发生事故，平安夜购物者们摩肩接踵，发生踩踏，我们为何要在这样的世界里谈论玫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环境里：儿童被拐卖，人类互相残杀，互相折磨，互相绑架。我们的世界依靠各种人生观运转，其中一些受到可怕的执念控制，变得有毒。这些否定现实的执念一定要如此具有压倒性，如此残暴吗？有时，甚至连死亡会也会被分级，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重于泰山。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个世界，有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在重病灾区和战场工作，只为拯救陌生人的生命，有人愿意把器官捐助给别人（仅在英国，每年就有大约1000宗器官捐献案例）。我们为何要在这样的世界里谈论玫瑰？志愿者们在哥伦比亚、越南和柬埔寨等冲突地带清理煤矿，公益捐助都让政府自愧不如。这个世界里满是一流的助手和伙伴，满是良师益友，还有养父母和志愿者。在这个世界里有人众志成城保卫儿童，尽力帮助挨饿的民众。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集聚在街道上为自己力争和平。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世界里，美无处不在。那么我们为何会被玫瑰花瓣困扰呢？
因为我相信这些所谓无足轻重的美，相信艺术。有艺术家可能会说，有些个体或集体曾想努力控制人口或消灭人口，排斥或是妖魔化某一类人——他们看上去也很相信艺术的力量，甚至比我还要相信。他们热切地寻找并且限制着我们生活中的艺术，那些带给我欢乐的歌曲、人生经历、诗歌、画作、雕塑、窗户、高楼、声音、表演、励志图像——这些东西能照亮我们的世界和内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能创造奇迹，这些奇迹会超越性别、种族、宗教、国籍和年龄的限制，比物质本身更加长久。
艺术就是力量。其真正的力量往往是无形的，私密的，存于记忆中，牢笼里，或是急行军里。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极权主义者都不喜欢艺术。你会明白，为什么苏联和崇尚《圣经》的美国非要抵制摇滚，为什么纳粹领导人封杀颓废派艺术家、犹太人艺术家和黑人艺术家，却又私底下享受艺术的魅力寻求宽慰。你会了解，为什么麦卡锡（ McCarthy）禁止疑似共产党人在好莱坞拍摄电影，为什么巴米扬大佛（Bamiyan Buddha）非得被摧毁，为什么克罗地亚的世界遗产会遭炮击，为什么一面看着人们在毒气室里挣扎吼叫一面强迫音乐家进行演奏看起来又可笑又震撼。你会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总有地方会焚书，为什么红色高棉（Khmer Rouge）会禁用“睡觉”（sleep）这个词，为什么杀害一个女孩还能冠冕堂皇地说“因为她太漂亮”。他们控制艺术，通常是为了防止我们从不可控的美的源泉中变得更美，变得独立自主，变得自力更生——让自己和他人都变得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