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承诺
这种猎奇、尊敬和交流的思想在 曾经看过一个在布鲁塞尔（Brussels）博扎尔中心（the Bozar Centre）展出的美术展《苏丹的世界：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奥特曼倾向》（The Sultan's World:The Ottoman Orient in Renaissance Art）里得到体现。我从中发现奥斯曼帝国是如何贯穿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
其中一个关于这两个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世界）的最为人所知的联系事例发生在15世纪末。当时威尼斯共和国（the Venetian Republic）的公职画家詹提尔·贝利尼（Gentile Bellini）拜访了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王曾经让威尼斯总督为他寻找一个雕刻家和一个会做奖章的青铜铸工，而那些渴望和奥斯曼人加强商务合作的威尼斯人都十分愿意效劳。因此，在1479年，贝利尼和帕多瓦（Paduan）雕刻家巴尔托洛梅奥·贝拉诺（Bartolomeo Bellano）来到了君士坦丁堡。
阿德里安·克莱尔特（Adriaen Collaert）1529年的作品《围攻维也纳》（The Siege of Vienna）。图片来源：赫里蒂奇影像有限公司/Alamy
贝利尼所获的苏丹铜奖至今仍留存于世。据我们所知，在他逗留的时间里，他曾为穆罕默德二世画出他印象中的威尼斯，还为他的大臣们画像。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展出的一幅1480年由贝利尼所作的画像也许正是穆罕默德二世本人。
画中的穆罕默德坐在石栏杆和拱门的后面，头上戴着一条宽大的白色穆斯林头巾，与头巾下那枯瘦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鼻子是引人注目的鹰钩鼻，鼻尖和他胡子的形状显得很和谐。两边悬挂的金冠代表了他的 国王身份。
“他看起来十分高贵伟岸，”苏丹世界展（The Sultan’s World）的策展人吉多·麦斯林（Guido Messling）说。“他一定曾把他自己的画像交给后人来保管，以求能流传百世。在奥斯曼历史里，这种画像是空前的——贝利尼对后世的奥斯曼微图画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贝利尼在逗留君士坦丁堡期间，也为当地人作了画，包括用钢笔为一个士兵（一个保卫苏丹君王安全的精锐士兵）作画。画中的士兵是坐着的，戴着与众不同的高帽子。这种形象远远先于16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读者中风靡一时的土耳其时尚——那些所谓的以奢华艳丽为特点的“时装画册”。
小汉斯·赫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533年的画作《大使》（The Ambassadors）由于对地毯刻画的精细无比，而被誉为是肖像画领域强有力的标志性画作。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568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King Henri II）在位时的地理学家尼古拉斯·德·尼古拉（Nicolas de Nicolay）出版的作品是最著名的例子。德·尼古拉声称他所画的伊斯坦布尔居民“都是他们本来的模样，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形象，我画的都是他们最本真的样子”，然而事实却是他所画的全都是妓女。欧洲有越来越多对土耳其抱有幻想的人认为土耳其文化都是带有色情色彩的。
随着1529年奥斯曼对维也纳的围攻失败，欧洲人对于土耳其人的恐惧减退了。与此同时，奥斯曼人进入欧洲文化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奥斯曼人战败，欧洲人所面临的危险没那么严峻，他们的异域因素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麦斯林解释道。“欧洲人感觉更有安全感，这让欧洲人对奥斯曼人的幻想变得更加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