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华州的一个地下铁路站，聚集着一群来自马里兰海岸的逃奴（1850年）图片来源：彼得·纽瓦克（Peter Newark）
美国内战打响前十年，南方杂志《狄波评论》（ De Bow’s Review ）刊载了一篇题为《疾病与怪癖》（Diseases and Peculiarities）的文章，内容与黑奴群体有关。根据编辑的观点，“这三百万人有着二十亿美元的价值”，因此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究。该论文的作者是著名的新奥尔良内科医生萨缪尔·阿道弗斯·卡特赖特（Samuel Adolphus Cartwright）。他从解剖学角度详细阐释了非裔美国为何人生性懒惰（肺与动脉系统中红细胞不足）、喜爱舞蹈（胃、肝及生殖系统神经分布丰富），而且特别痛恨被鞭笞（健康的非裔美国人皮肤非常敏感，就像孩子一样）。
但真正引起读者兴趣的，是卡特赖特发现的一种未知病症。他称之为“漂泊狂症”（Drapetomania），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导致黑奴逃亡的病。这一名称是他从古希腊文中寻出的，古希腊人用这个词来称呼逃奴。他接着写道，想要解决这个恼人的问题，无外乎两种途径：一是对待奴隶要既严格又仁爱，若是这种方法行不通，就要用到第二种方法，“将恶魔从他们身体中鞭打出去”。
1851年夏，卡特赖特的文章问世时，“漂泊狂症”似乎已经快要成为一种致命的传染病。虽然每年至多只有几千个奴隶逃亡（多发生在与自由北方相邻的州），但对于许多南方白人来说，奴隶逃亡预示着更大的灾难。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线）成了蓄奴制一条磨损的褶边。这块布料还要多久才会分崩离析呢？
更糟糕的是，逃亡已经无法归咎于大规模爆发的“漂泊狂症”。一个有组织的网络更应对此负责。这一网络覆盖面极广，积极鼓励并教唆黑奴逃亡。慢慢的，逃亡行动变得光明正大起来。
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样，如今大多数的美国人听到“地下铁路”一词，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活板门、闪烁的灯笼和月光笼罩下的林间小路。如今，距“地下铁路”兴盛已经过去了150年，这更加深了它的神秘感。对于一个在美国历史上如此突出的传奇故事，其所获得的学术关注少得惊人。现存的文学作品更是模糊不清，看起来离事实依然遥远。“地下铁路”真的是一个与“领导者”“特工”“车站”有关的国家阴谋吗？又或者，这些广受欢迎的假想不过是由一系列彼此无关的逃亡事件杜撰而出的虚构故事而已？这个故事的主角到底是勇敢的南方黑奴，还是悲天悯人的北方白人呢？答案取决于你相信哪个历史学家。
即使是参与者的证词也互相矛盾。内战后，一个新生代白人历史学家采访了幸存的废奴主义者（大多是白人）。他们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伟大而错杂的特工网络，其中有3211人被指认出来，他们几乎都是白人。而黑人所述的版本则完全不同。“我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逃了出来，”激进主义首脑杰姆斯·C·派宁顿（James W. C. Pennington）在1855写道，“我自己解放了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如今，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美国国内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他早前所著的《亚伯拉罕·林肯与蓄奴制》一书曾获普利策奖）也加入了探索这段历史的先驱队伍。数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埃里克·方纳任教的系里，一位学生在做高年级课题时发现了一本从前被忽略的纽约白人日记。日记主人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帮助过数百名逃亡黑奴。这一发现鼓舞了方纳，促使他撰写了这本新书。（在致谢一栏中，方纳特别提到，这个学生后来决定成为一名律师，因此这本书将不会影响她的学术研究。）
大多数读者会对《自由之路：美国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一书中讲述的故事感到惊讶。抛开本书标题，最让人震惊的是当时的“地下铁路”常常处于光天化日之下。废奴主义组织在帮助逃亡黑奴一事上压根不做任何隐瞒——事实上，他们还在宣传手册、期刊和年度报告中大肆宣传。1850年，臭名昭著的《逃奴追缉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出台时，纽约治安委员会（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公开表示，“以温暖的双臂接受苦痛的逃亡者”是他们的职责。杰明·罗格（Jermain W. Loguen）曾在锡拉库萨（Syracuse）做过奴隶，他在当地刊物上宣布，自己是该城市的“地下铁路特工及负责人”。他举办了“募捐聚会”，以筹集钱财。同时，报纸也会刊载他所帮助过的逃奴数量。
尽管听起来不太真实，但当时“地下铁路”的烘焙义卖成了北方许多城镇筹集资金的方式。此外，冬假前，还会举办一些打出“为奴而购”标语的义卖，接受包括奢品和手工小玩意儿在内的各种捐赠。“无疑，”方纳写道，“废奴主义者为圣诞商业购物季的出现助了力。人们在商展上购买并交换礼物。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这样的事情也也变得稀松平常。”烘焙、购物和针线活等“女性化”元素都被纳入道德责任和政治挑战之中。
甚至那些手持宪法宣誓的政治家也开始无视他们的职责，不去履行宪法中的逃奴遣返条款。威廉·西华德（William Seward）公开表示自己鼓励“地下铁路”行动。纽约政府官员们明里为美国政府工作，私下却也用他们的地下室庇护逃奴。法官威廉·杰伊（ William Jay）是美国第一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儿子，他也选择无视逃奴法，捐款帮助奴隶逃亡。
如此反抗最终赢得了法律支持。1850年起，北方各州陆续通过了自由人法案，从逃奴法中拯救了各州和地方官员。接下来的这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历史并不为人熟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南方邦联分裂前夕，南方奴隶主们也像北方废奴主义者们一样，经常把州权挂在嘴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