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丈夫在奥斯维幸(Auschwitz)和达豪（Dachau）集中营的折磨中侥幸活了下来，最终与她重聚。在战后的日子，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她看着自己丈夫还有很多人投入共产主义。与其说这是为了反抗当权政治体系，不如说是出于对人性的绝望，因为战后人们心理状态极其糟糕。”即使入了党，她对于纲领中“给复杂问题予简单清晰化的回答”的信条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她也观察到一群在纳粹统治下的糟糕分子在1948年后变成了热情洋溢的共产党员。
海达研读经济学，为重建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工业的组织工作。1948年共产党执政后，她丈夫在外贸部得到了一个岗位。随后卡尔门·戈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总统当政，她丈夫提升为外贸部副部长。
斯大林净化东欧期间，日子越发变得不安稳。不断有民众消失，她的一位朋友撑船把海达带至湖中央，告诫她如果她丈夫继续干他的工作“他绝对完蛋了。”可她丈夫不相信他可能有危险。
1952年的某一天，他丈夫工作没回来。相反，5名男子深夜来到海达门前，把丈夫的公文包递给她。海达最后一次见她丈夫是11个月后。那是1952年12月2日，也是她丈夫被执行死刑的前夜。她丈夫是11名犹太人官员罪犯中的一员，经历了严刑敲打，做了虚假忏悔，背上了阴谋叛国的罪名，还面临史上臭名远昭的做戏审判。
她随后才得知丈夫被绞死，尸体被火化并交由安全局官员处置。在离布拉格几英里远外，官员的豪华轿车由于结冰的道路出现打滑，为了增大摩擦，把鲁道夫·马格力斯（Rudolf Margolius）的骨灰撒在车轮底下。海达丈夫最后的尊严都被践踏了。
丈夫死后，海达和她四岁儿子伊凡（Ivan）被秘密警察侵扰，以前的朋友都远离她们。她工作被拒又被赶出寓所，只能使用假名做翻译，省吃俭用维持着生活。1955年，她嫁给了帕维尔·柯瓦力（Pavel Kovaly），一名哲学讲师。海达用他丈夫的名字把德国、英国和美国小说翻译成捷克语，最终成为了全国数一数二的文学翻译家。
1963年，官方秘密地恢复了鲁道夫·马格力斯的名誉，而海达受司法行政部邀请去填写表格，申报在丈夫被捕和处死之后的财产损失。她列出包括“名誉损失”、“健康损失”、“损失对党和正义的信任”，最后她才写上了“财产损失”。她努力说服当局公开免除丈夫的罪名，让那些无知的人知道，而当局对她的这个诉求充耳不闻。
1968年，俄国红军入侵布拉格，海达假装休假出游，带着两个小手提箱和20美元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我见到的是背着刺刀站岗的俄国士兵。”
她儿子逃去英国开始了新生活，而丈夫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最后他们定居波士顿，丈夫在美国东北大学教书而她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当图书管理员。1996年夫妇两人回到布拉格，帕维尔·柯瓦力2006年在此去世。
1973年《寒星之下》（Under a Cruel Star）首次在捷克出版，海伦·爱泼斯丁（Helen Epsein）对此重新修订，翻译成英文连同原作者名字一起重新出版。尽管这是悲惨的主题，海达·科瓦莉只记录她亲眼所见的。所以书中没有提及她哥哥自从被德国人抓走之后就再也毫无音讯。
书的内容没有像书名一样暗淡，没有希望。《寒星之下》开头这么写道：“三种不同势力切割了我的生活。其中两种势力击碎了我半个世界。而第三种是只害羞的小鸟，寄居在胸腔里在腹部一下一两英寸的地方。有时，小鸟绝大多数在不经意间苏醒，抬起头，兴奋狂喜地拍打着翅膀。那时，我并一同抬起头。因为就在那短短的瞬间，我能确信爱与希望必然比仇恨跟愤怒更有力量，存在于超越我视野的某处，生活永远坚不可摧，充满希望。”
这位个子矮小的女人，年轻时期是个美人。海达·科瓦莉保持着年轻时的热情，老年时期依然保持头发整齐、衣着整洁。
她留下了她的儿子——伊凡·马格力斯（Ivan Margolius），是名建筑师和作家，如今生活在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