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
翻看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作品集，会发现一长串让人津津乐道的建筑：法国巴黎拉德芳斯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法国戴高乐机场、上海浦东机场，还有那让他在中国备受争议的北京国家大剧院。
最近这位77岁的老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建筑回忆录《保罗·安德鲁建筑回忆录：创造，在艺术与科学之间》，书中，他以诗样的语言回忆了自己在世界各地设计和建造的项目，也如哲人一般试图探讨建筑同其他艺术形式与科学之间的关系。3月26日，保罗·安德鲁来到上海，就新书在创智会堂举办了一场演讲，并接受了东方早报的专访。
“如果一直呆在机场，
我会变得愚蠢”
1967年，29岁的保罗·安德鲁还只是巴黎机场公司的一位新人，却被委以重任设计当时巴黎最大的建筑项目—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回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处女作”，安德鲁仍觉得不可思议，“我恰巧在那个位置，恰巧有这个机会，而我抓住了。”在设计航站楼内部通行场地的过程中，安德鲁和底层的结构负责人一起实验计算，推翻了原有的设计方案，减小了施工难度，最终新方法得到了机场经理的认可。
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的成功让安德鲁年纪轻轻便成名，之后他在巴黎机场公司呆了将近40年，几乎成了机场建设的专业户，这种“忠诚”与“稳定”在当下建筑师中也并不多见，安德鲁告诉早报记者，“我当然有想过退出，想过改变，想去小乡镇做项目，但是当我完成(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的时候，2号航站楼就开始(投入计划)了，之后又是别的项目，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尽管长期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安德鲁却一直在开拓新的地点新的挑战，“埃及可不可以？成，那就去。日本呢？日本也不错。中国呢？好啊，那就浦东吧。”埃及开罗、文莱、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国三亚和上海……在30多年的时间内，安德鲁设计了50多座机场，遍布世界各地，每一次他都试图在结构、材料、规划或是相应的文化属性上做出创新。“如果我一直呆在戴高乐机场，我会变得愚蠢，所以我到处看，和不同的人工作。这种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成就了现在的我。”安德鲁告诉早报记者。
“读莫言和余华
是我了解中国的方式”
这份“到哪儿都想试试”的心态也为他赢得了北京国家大剧院的竞标，回忆起这个他投入了整整十年经历的项目，安德鲁说有太多故事和细节都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一天偶然看到China Daily上一则关于国家大剧院的公开竞标，我就和清华的朋友说要不我们试试吧。一开始我完全没想到我能赢，只是抱着有意思的心态。第一轮过后，我们入选了，唔，好吧。第二轮，只剩5家(设计单位)了，我开始想，说不定我能赢呢。后来，我赢啦。”
从1998年4月21日的第一张稿纸，到2007年9月5日画的最后一张图，十年努力带来的却是争议甚至是谩骂。人们指责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与周围的人文环境不相协调，还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将这座建筑戏称为“巨蛋”，“中国沦为国外建筑师试验田”的论调也由此时开始。
现在回忆起当时为自己争辩的过程，安德鲁说，“有一段时间真的非常艰难，但是我从未怀疑自己。大剧院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争斗，但这是正常的，新颖的东西常常令人感到不安。反而让我不确定的是工程的质量，所以我一遍遍地为此努力，但人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安德鲁特别指出，要为项目而非为自己争辩，“建筑师要做项目的奴隶，而非国王。”
被问及在设计这个项目时是否了解中国的文化以及是否清楚其选址意义，这位一向不急不缓的老人微微加快了语速，“我当然知道，我知道的足够多了。”他说自己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并非通过数字，他也不懂什么朝代和帝王，但他会在城市里晃荡观察，他读莫言、余华和更老一些的中国小说，他和许多中国人一起工作。“至于大剧院的位置，我一直都清楚它有重要的意义。有无数人问过我，你有没有从紫禁城的历史建筑和天安门汲取过灵感？对不起，没有。”他希望自己的设计能用新的方式融合周围的环境，不模仿且保持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