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17世纪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到今天的布丽姬·琼斯（Bridget Jones）的日记，其内容都是世俗生活和忏悔的集合体。露西·﹒斯科尔斯（Lucy Scholes ）将会向我们揭示日记类作品至今仍广受读者青睐的原因。
首先，从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引入。我想我不必作过多阐述。1942年7月6日，安妮·法兰克（Anne Frank）和她的父亲奥托（Otto）、母亲伊迪斯（Edith）以及她的姐姐玛格特（Margot）一起躲到了位于荷兰的一处秘密阁楼。而在一个月前，安妮得到了一本日记本，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安妮日记》。和他们一道的还有另外一个犹太人家庭，赫尔曼（Hermann）（奥托的同事）、他太太奥古丝蒂（Auguste van Pels）、其儿子彼得（Peter van Pels）以及他们的牙医。他们躲藏了25个月，在1944年8月被告发后，被送到纳粹集中营。奥托的同事后来发现了安妮的日记，为维护法兰克家族荣誉，奥拓的同事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日记。1945年3月，也就是70年前的今天，安妮姐妹因伤寒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 camp）。此时距离英、加联军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其他家庭成员除奥托之外，都死于二战。
“我希望能够和你无所不言，因为我之前从未对别人如此信任。我也希望能从你那儿获得慰藉和支持。”安妮写于1942年6月12日，也是她的日记开篇。此处开篇很好地展现了青少年写日记的目的所在。日记不仅仅是对作者当前日常生活的记录，也是给予他们慰藉的地方。而空白页则是他们轻声诉说秘密的地方，因为你那里对日记作者而言，是个富有同情心且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地方。安妮·法兰克的日记记录她对生活的恐惧以及和她住在一起的朋友及其家人的生活。她们会经常顶撞父母，惹得父母恼羞成怒。另外，和其他青少年日记一样，安妮都是从个人视角来记录生活。但在1944年3月，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当时安妮听到了一则来自伦敦广播电台的消息：荷兰教育局局长被流放，缘由是其呼吁保留关于艺术、科学的“普通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的同胞和妇女在德国压迫下生活。自那时起，安妮重新看回以前的日记，开始重新整理，决心出版日记，并开始从公众视角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