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中毒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尤为突出，成为残酷的隐形杀手，给居民带来灾难。“我的客户近99.9%都是黑人，”巴尔的摩市律师索尔·E·科普尔曼（Saul E. Kerpelman）说道，他在过去三十年里上诉了超4,000件铅中毒案例。“贫民窟居民负担得起的房子很可能对孩子有害，但他们无能为力，这事实令人悲伤……假设你每个月仅有250美元，就只能住破旧荒废的房子，房东根本不会去监督这些房子的建筑过程。”
沙镇及巴尔的摩市其他贫民窟居民如今开始思考，假设他们住的房子不含铅涂料，生活是否会截然不同。
“这些在铅涂料房中长大的孩子都有过动症（ADHD），”罗莎琳·布朗（Rosalyn Brown）称。布朗在这个社区住了几十年，现在是格雷住房的房东。“他们情绪不稳定，有焦虑症。”她儿子也是一样，成长于散布涂漆碎片的房子，肯定还吃了不少。她在考虑是否也应该上诉，并尝试收集一份“铅检测表。”
1989年八月，弗雷迪·格雷出生，从此注定踏上诉讼之路。母亲葛洛莉亚·达登（Gloria Darden）在一次证词中说道，由于她23岁就开始吸食海洛因，格雷及其孪生姐姐弗雷德瑞卡（Fredericka）都早产两个月。弗雷迪头几个月不得不待在医院，体重达五磅才出院。
法庭记录显示，1990年五月，格雷出生不久后就进行第一次血液测试。当时全家住在巴尔的摩市西部富尔顿大道。尽管他才几个月大，但每分升血液含铅量已经超过10微克——标准含量的两倍，因此疾病管制中心要求进一步检测。三个月后，含量上升至近30微克。1991年6月，格雷22个月大时，血液中含铅量已高达37微克。
“天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小儿科研究儿童铅中毒后果的助理教授丹·利维（Dan Levy）听到格雷含铅量时震惊了一番。“格雷先生超高含铅量很可能影响其思考及自我调节能力，严重影响接收信息的认知能力。”
利维补充道，“铅中毒事件最为可悲的是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
后来，格雷及其家人迁至北凯里街住处——即之后的诉讼主场地，此时体内含铅量有所下降。但格雷及其姐姐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
格雷在2009年一次证词中提到，姐姐弗雷德瑞卡开始挑衅别人。“她现在还是这样。她总是主动挑衅别人。她喜欢不停打架，花样百出。”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这对双胞胎及其姐姐被确诊为过动症或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弗雷德瑞卡“频繁退学”，据法庭报告记录。
弗雷迪的情况也同样糟糕。他高中一直无法毕业，经常旷课，辍学。“我就读的所有学校都让我接受特殊教育，”格雷说道。他数次因被指控持有或销售海洛因及大麻遭到逮捕，判刑服役两年。在狱中，他学了砖瓦工工程，便心怀抱负，想投入这项行业贸易。
但要将这想法真正付诸行动似乎显得困难重重。“我对这工程了解不多，因为我自己并不十分灵巧，但我在想，我会不会跟他合作，共同设计人行道呢？”心理学家尼尔·霍夫曼（Neil Hoffman）说道。他曾在铅中毒诉讼案中访问过格雷。答案是“不会。”
利维对这些儿童出现的综合能力倒退问题并不惊讶，他见过巴尔的摩市贫民窟许多孩子——有时他称其为“铅童”——都经历着相似的生活轨道。
贫困与铅中毒之间的联系仍然难以解读透彻。是铅中毒把格雷及其家人推到生活边缘？还是他们会采取任何措施，不再受铅毒害？
周三下午，布朗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她现在住在格雷的旧房子里。一位律师每周定期给她送来报告，提醒她警惕铅中毒的危害，并询问她或其他居民是否愿意就数年来遭受的伤害提出上诉。
“我能觉察到铅的存在，”她回忆住过的房子时说道。“我一直在打扫，清理涂漆掉落的碎片。我想我的焦虑症就起因于此。我们都中毒了。”
关于作者：
特伦斯·麦科伊（Terrence McCoy），报道范围包括贫穷，不平等及社会公平现象。同时撰写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