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置评”
乍看之下，新一代音乐人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观念：政治话题是音乐世界之外的东西，明星们纷纷被建议想方设法加以回避。1997年，英伦摇滚乐队纷纷庆祝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获选，却在工党执政13年间失落不已，之后，另类摇滚和左翼政治之间的传的联盟就这样破碎瓦解了。每当被问到时事问题，多数音乐人都会侧步走开：“我了解不多，不予置评。”这样的说法成为了常见的答复。无疑，他们的标签警醒着他们，发表观点就会带来危险。这里就要说到唱作人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那个引以为戒的故事。弗兰克以前是一名厉害无比的朋克歌手，曾上过英国最高级的公立学校伊顿公学，与王子和未来党政领袖一起读书。后来一名《卫报》记者翻找了老旧的采访记录，特纳在里面将极右的英国国家党称作“极左党派”，并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弱智儿”，此后，特纳就在网上收到了死亡威胁。很多艺术家没有主流党派能代表他们，只要发表了不当观点就会招来可怕的后果，于是他们错失了引导他们这一代人前进方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
即使是数码时代，在Twitter这个青年猛增的堡垒中，声音最大的还是老一代用户。江湖郎中乐队（The Charlatans）的蒂姆·伯吉斯（Tim Burgess）将托利党比作一个糟透的乐队，“实际上没人会承认自己喜欢它，但他们好像总会名列排行榜榜首”，满嘴脏话的朋克诗人斯利福德·莫德桑（Sleaford Modsun）向卡梅隆政权提出过一连串的呼吁“我们不想工作……我们要自由”。
这一代人的博弈
而年轻的一辈却对大选结果的看法却惊人地不同。独立摇滚团体中，皮斯（Peace）在Twitter上传了一张照片以示对爱德·米利班德的支持，照片上米利班德手拿他们首次登上封面的《新音乐快递》，而沃尔夫·爱丽丝（Wolf Alice）直接鼓励歌迷投票。最具革命性的要数白色谎言乐团（White Lies）的杰克·劳伦斯·布朗（Jack Lawrence Brown），大选结果出来后，他称“要去酒吧喝上五年”。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一贯对政治议题表现隐晦的流行音乐界变得更加开放了。夏洛特·丘吉尔（Charlotte Church）走上卡迪夫（Cardiff）街头参加反对紧缩措施的集会；乐路克丝乐队（La Roux）的艾莉·杰克逊（Elly Jackson）发Twitter称：“我会想念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帕洛玛·费丝补充道：“我们应该上街游行！”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已经可以让用户自由发布言论，不受传统上严格的公关管理限制，流行音乐对政治评论的公认准则也被推翻了。摇滚音乐界耸耸肩不理睬，流行音乐界则起来反抗了。
当然，摇滚音乐界那些较为直言不讳的的政治活跃分子也都发表了他们的见解。政治意味浓厚的说唱摇滚乐队Enter Shikari成员柔雷·诺兹（Rou Reynolds）在大选期间发布了大量Twitter信息，以表达自己对反紧缩游行的支持。选举结果公布后，游行者蜂拥而至，包围了白厅。他还贴出了警察对游行民众进行反击的照片。The Enemy成员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则在乐队的Facebook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抨击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和愤世嫉俗的政客们。“选举的成败常常决定着理想和价值，”他在文中写道，“也决定着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愿景。政党常常代表重大社会问题的对立双方。右翼会攻击左翼，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立场，比利·布拉格（Billy Bragg）会为此写一首歌。现在两大政党在关键问题上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大选演变成了一场看谁吃培根三明治吃相最帅的竞赛，罗素·布兰德（Russell Brand）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投任何人的票。”
还有一些另类的观点和纯属添乱的信息——比如流行歌手奥斯卡·舍勒（Oscar Scheller）（“我们都去加拿大吧”）和胡克沃姆斯（Hookworms）（“大伙干得漂亮，接下来你们都会焚书吧。”）。还有女子乐队大月亮（The Big Moon），他们在选举结束之后都显得非常沮丧和失望。但总的来说，2015年大选见证了一种明显的转变，音乐界在政治话题上要重新洗牌了。另类摇滚音乐人从前线退下来，从忧心忡忡的评论员或冷漠的反对者变为一个完全失望的团体。同时，流行歌手开始发声，向他们Twitter上的百万粉丝发表反抗言论。这些都暗含着一种值得关注的可能性。我们会看到一个主流流行音乐粉丝变身主力政治力量的时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