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知道我的父母姐妹都死了。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唯一朋友来自巴黎，名叫维维尔卡（Veviorka），是一名犹太作家。巧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在营里的地位相对较高，相当照顾我。他被迫与儿女骨肉分离，因此待我如亲儿。然而有一天，他被免职，驱逐到了不为人知的地方。我试着争取换地方。奥斯维辛带来的创痛凌迟着我。在这里，我的父母被焚烧致死；在这里，我的姐妹香消玉殒。然而随后，我又经历了一件在德国集中营最可怕的事。
一场“选拔”开始了。他们命令我们“列队游行”。纳粹军医门格勒斯（Mengeles）挑出了队伍中面黄肌瘦、灯尽油干的人做毒气实验。约有1800人被挑选出来做实验，大多数都是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很幸运，我被“拒绝”了，大概是因为在进入毒气室这件事上，我还嫌不够成熟。
1800名被选出来的受害者被迫行进至所谓的“禁入区”，一旦进去了，就别想再出来。集中营的一名犯人告诉我，这些“选拔”天黑举行，已经成惯例了，隔天早上，纳粹特种分遣队会驱来密封车，将他们装进车被。一路痛殴鞭笞不断，祷声阵阵，哭喊凄凉，闻者心如刀绞。随后，他们就会被运入附近的毒气室。
然而，这次“选拔”却在白天进行。我不认为这些受害者会在隔天早上才被送走。我走出牢房，一路闲逛，越过围场，向其中一个“禁入区”走去。突然间，整个集中营传出了“原位勿动”的信号。我看见一个强壮的纳粹警卫领出了那些被选中的受害者。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企图跑回我的牢房，但一切都太迟了。一名纳粹军官看到了我，喊道：“好，好，你也跟着一起来。”
我被困住了，和其他人一起被运到了毒气室。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个火葬场，顿时气消胆夺，好似要昏阙在地。突然，他们要求我们脱衣。我们不自觉地服从着命令。脱衣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任何意愿，也没有一丝意识。我们全身赤裸，站在走廊里。走廊通向毒气室，等着命令一到，我们就会列队进入。这时，一名看起来像是火葬场高级领导的纳粹高级军官进来了。他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死神首领。奇怪的是，看着他，我的意识失而复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看起来，这个“死亡专家”来，是为了作最后的筛查。受害者们赤身裸体，一个个再次经过他。他在队伍里挑出零星的几个人。轮到我了。他看着我，同样把我推出了队伍。大概有50人被挑了出来，在旁边站着，思索这恐怖的游戏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他忽然转向我们，大声喊道：“2分钟内给我穿好衣服。”
我们发疯一样奔回了脱衣服的地方。等回到集中营后我才发现，身上穿的不是我的夹克衫，而是套了四件衬衣；右脚的鞋穿反了，左脚空空如也；腋下还夹着一些毫无用处的衣物。
三小时后，火葬场的焚化炉燃起了熊熊火焰。我们看着浓烟直起，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恐怖含义。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1945年5月14日版。图源：《卫报》（The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