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最近的数据显示，大约8,700名来自美国中部的移民以及4岁以上的群体使用的是本土语言，他们不擅长讲英语或者根本不讲。但是人口调查局的主要调查没有涵盖西班牙语的使用情况，了解移民使用西班牙语的熟练程度同样也是了解本土拉丁美洲群体一种关键途径。
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西班牙语盲和英语盲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西班牙语不仅是拉丁美洲移民的通用语，也是诸如东哈莱姆区，科洛纳（Corona），皇后区（Queens）和布朗克斯区（Bronx）的狩猎点（Hunts Point）小镇的主要交流语言。
在移民到纽约后，之前没有学习过英语的本土拉丁美洲人会选择先学习西班牙语。这种需求催生了遍布纽约的西班牙语课程教学产业。大约在十年前，LSA家庭健康服务机构（Little Sisters of the Assumption Fmalily Health Service）（东哈莱姆区一家专门为穷人服务的机构）的员工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员选修英语为第二语言，不仅包括拉丁美洲本土语言的使用者，其中还不乏一些文盲学员。 教授新移民者学习西班牙语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在家常对话和街头闲谈的耳濡目染下，学会一些西班牙语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费力，考虑到这一点，该机构将英语课程转为西班牙语教学。LSA机构的主席罗兹玛丽·西西利亚诺（Rosemary Siciliano）表示，机构除了教授他们主要语言和识字教学的课程外，还会帮助他们建立一个“迫切需要的社会支援系统”。但是，在2012年，由于预算不足，机构不得不削减此项计划。
由于这些移民在西班牙语和英语相关应用知识运用方面的欠缺，面向他们的基本服务也无法保障。尽管纽约现在有一套渐进式语言访问系统，但在商业领域，它仅仅提供了六种最常用的非英语语言口译和翻译的服务，这六种语言里面没有一种拉丁美洲移民所使用的本土语言。
相关宣传者称，有些时候，移民们的抗拒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想让他人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和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是有所不同的。由于他们的民族特性，外貌特征，他们经常被误解会讲西班牙语，或被标榜为西班牙人。由于不好意思或是一头雾水，他们拒绝去澄清。对此，LSA机构的宣传主管认为“他们被弄得一头雾水的时候，可能会默认。”
几年前，纽约成立的一家“一对一”文化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胡安·卡洛斯·安吉雷（Juan Carlos Aguirre） 曾接到过曼哈顿一家医院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该工作人员称他在和一个墨西哥家庭交流时遇到了困难。她在电话里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安吉雷回忆说，“当时我还认为他们一家人都是智障呢。”
安吉雷随后问工作人员是否询问过他们讲哪种语言。“他们是墨西哥人，当然讲的是西班牙语了，”那位工作人员理所当然地回应说。后来证实那个家庭讲的是米斯泰克语。
该机构的宣传人说，这种语言孤立现象更普遍存在于妇女身上，许多妇女和她们年幼的孩子待在家中，她们的丈夫则去建筑工地或餐厅工作，在那里，他们反而能很快地学会西班牙。一家在纽约成立的非盈利性濒危语言机构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说：“使用单语的妇女完全可以不依赖他们的丈夫，而去和外界交流。”
上文提到的来自墨西哥格雷罗州的卡门，她说的是米斯泰克语。在纽约七年间，虽然她已经学会了少量西班牙语。但是，除了简单地做点跑跑腿的事，没有了他丈夫的帮助，好多事她都不能胜任。她丈夫曼努埃尔在一家餐馆当厨师，从他一个同事那里学习了西班牙语。他们小时候都没有进过学堂学习。
在最近一次在LSA机构东哈莱姆区总部对这对夫妻的访问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出他们婚姻中的权利失衡。他们在总部参加了孩子的抚育和早教项目。丈夫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问题，即使有的问题是针对卡门的。“如果她去商店买衣服或其他东西，她都不知道怎么购买，”曼努埃尔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我经常陪她去。”
上文提到的不愿乘坐地铁的劳拉，2010年来到纽约和他的丈夫团圆，她的丈夫也是墨西哥移民。他们有一个儿子，现年2岁多。但是最近她告诉我们，她的婚姻岌岌可危。她丈夫殴打了她，一个邻居发觉后，报了警。于是她的丈夫被监禁起来，现在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丈夫被囚禁，劳拉的生活几乎坠入深渊，不得不面临艰巨的语言挑战。一想到自己那生涩的西班牙语，她便对城市生活胆战心惊，她的表姐卡塔丽娜成了她主要的依靠，经常陪她去参加一些会面，其中就包括会见处理他丈夫案件的律师。但是卡塔丽娜也不是时时都有空，她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
由于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份工作，劳拉希望事情会出现一丝转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人，”她说。现在，她非常担心自己和儿子会被孤零零丢在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