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适于刊登在家庭小报上的特殊社会经济学称谓当中，有一个词曾风靡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逐渐没落了，那就是“雅皮士”(yuppie)。这个略带贬义的词曾被用来指年轻的都市职业人，或那些年轻的还在往上爬的职业人（考虑到后面带个“渣”字会更带劲）。人们认为，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980年芝加哥一本杂志丹·罗登伯格（Dan Rottenberg）的一篇文章里。虽然他并不承认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词。而谷歌的Ngram搜索显示，这个词在书籍中的使用频率从1983年起急剧上升，并在10年后达到了顶峰。
雅皮士的兴起不足为奇，在此之前，昏天黑地的70年代的人沉迷于追逐股市中唾手可得的金钱（至少直到1987年），因为那些曾在大学宣扬反主流文化的华尔街经纪人与婴儿潮一代人毕业之后都热衷于投资。那时候，有许多影视作品都充分反映了这个人数越来越壮大的群体。在小荧幕上，关于雅皮士的经典之作包括《三十而立》（Thirty something）和《宋飞正传》（Seinfeld）；而在大荧幕上，这样的作品则数不胜数，但是《七个毕业生》（The Big Chill）和《当哈利碰上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是不错的开始，主题比较黑暗的则有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1987年影片集锦（例如《华尔街》与《致命的诱惑》）。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作品，例如《四十而惑》（This Is 40）（还有几乎其他每部爱情喜剧片），还有电视《患难与共》（Togetherness），以及近几年出品的《为人父母》（Parenthood）与《老爸老妈的浪漫史》（How I Met Your Mother）（和其他大部分的电视小品与情景喜剧）。但如今电影电视中的这些买有机食品、上健身房的主人公们，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被贴上雅皮士的标签。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属于自我陶醉的中上阶层了；他们当然是。但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大不相同了。
雅皮士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曾经野心勃勃地站在游艇前端的姿态，变成了如今为财务与存在的不安感而采取防御式蹲伏的姿态。这种不稳定性已经把雅皮士曾经一致的身份拆成了多个不同的面貌，而每种面貌都能追溯到那个80年代的源头。
这些雅皮们即便在等级上不能超过前人，但集中起来也几乎一样强大。三十前，雅皮士被视为一群入侵了美国的外来利己主义者，当时的美国已经历了整整20年的激进主义，在公民权利与女性自由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经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之后，我们已将雅皮士的价值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内在精神中，以至于我们已察觉不到身边的雅皮士了——或察觉不到我们自己变成了雅皮士。
（这项对掌握着充足经济与社会资本的人的概括并不包括许许多多一开始就没有机会变成雅皮士的美国人。）
《新西兰先驱报》（The New Zealand Herald）的电影评论家多米尼克·科里（Dominic Corry）将八、九年代的一类电影描述为“岌岌可危的雅皮士”电影，而且，由于这类电影中养尊处优的主人公人们都不会有什么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那些不太真实的危机都围绕着谋杀和绝大多数的跟踪情节展开。虽然好莱坞现在仍然喜欢让肆意张狂的恶棍为了某个正直的主人公而落得悲惨下场，但一位虚构的雅皮士英雄如今更有可能因为下岗或共同基金的一笔现金而痛苦不堪。
可能那就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吧。八十年代雅皮士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他们肆意的占有欲；而定义当代雅皮士的一个重要特质，可能是他们对失去财产以及降低纳税等级的恐惧。相比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保护自己现有的财产则显得不那么突兀，即便这只是一种间接的应对方式。不过，我们一直在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并不是八十年代那些崇尚拜金主义的雅皮士，而把这个黑锅推给了一个永远可以随意指责的恶人：银行家。把2008年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这样一个很容易指责的群体，让我们可以忽略自己的僭越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