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凯兹的故事一开始就叙述了他们到达集中营后，他试着从36岁的母亲手里拽出四岁的妹妹，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即将来临的命运。“但她紧紧地挨住母亲，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们。”他谈到他在集中营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蒙古囚犯教他将焦油藏在面包里咀嚼，以缓解饥饿的痛楚。“我衣服没有口袋，所以我很绝望，害怕会失去那一片焦油，所以我睡觉的时候就把它藏在腋下，早上起来它就被虱子盖住了。”但是他每隔几分钟就会重新讲回他们到达集中营，以及他试图拽出妹妹的故事。每一次他在讲诉这部分故事的时候，好像他相信这是第一次向听众叙述，但却没有意识到他已经重复叙述的事实。他49岁的儿子托德在旁边安慰他。
“对于我父亲来说，回想当初的经历并不简单。但这是他生命旅程中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痊愈，但70年后再次回到这里让他轻松不少，同样，与有相似经历的同辈交谈也能让他放下一些负担，”托德说。
周一晚上，华沙中心的一家酒店为幸存者举办了一场晚宴，一些人穿着旧集中营制服四处转悠。其中一个人戴着一顶真正的囚犯帽。另一个则委托裁缝重新制作他的制服。许多人凑在角落里，互相交换故事，一些人承认他们都是初次与人谈论起那时的事件。大多数幸存者的口袋里放着破旧的黑白家人照，或者一些他们一直试着保存的小玩意儿。有位女士表示，由于最近手臂受伤，原本的纹身被破坏了，但她正在寻找纹身艺术家来帮她重新纹上。另一位幸存者表示他毕生的愿望，就是找到当初仓促闯进他工作所在的囚服店的一位纳粹党卫军官员。那位官员一边将齐克隆B（Zyklon B）毒气弹投进囚室，一边尖叫着“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了。”
“找到他就是我毕生的心愿，他叫格奥尔格，”这位幸存者说，他的解释是，这件事给了他希望，让他觉得集中营里并不全是恶魔。另一位幸存者表示，她晚年揣着一本随笔漫步纽约，看着那些被人遗忘后即将面临拆迁的废弃建筑——心中涌起一种对犹太同伴移情的表现，以及对他们同样会被人遗忘的恐惧，她把这些情绪都写进字里行间。
玛尔塔·罗斯（Marta Roth），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65岁医生，她代表已故母亲重返奥斯维辛，她的祖母在这里被杀害。当她讲述她在美国如何被训练成一位医生时，她流下了眼泪——“我永远不能实现梦想了，我和丈夫的家人中有100名在这里死去，”她说道。
威斯尼表示，重返奥斯维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除那些否认大屠杀发生的声音。“你知道吗？”他说。“我并不责怪他们，因为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怎么会有人对他人做出如此的残忍的事情呢？”
来自19个国家的幸存者们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各自带上了一位同伴以提供道德和精神上的支持。组织者特别建议带上孙辈，因为他们这一代将会在祖父母去世后继续讲述故事。
音乐家本杰明·沃菲斯齐（Benjamin Wallfisch）陪同他的祖母，来自伦敦的89岁的安妮塔·拉斯克·沃菲斯齐（Anita Lasker-Wallfisch），带来了一首他写进乐曲的诗，叫做《梦想》（The Dream）。这首诗是他已故祖父在他们计划逃离弗罗茨瓦夫（Wroclaw）时写给妻子的，但这个计划在他们被驱逐到奥斯维辛时失败了。他写道：“要相信，在那里我们终有一天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