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们针对用人单位做了调查，看看他们需要我们什么指导。人力资源部的人都不知道如何与患有痴呆症的员工相处，真让人吃惊，”威斯康星州协会的公共政策总监罗布·贡德曼（RobGundermann）说，“雇主害怕阿兹海默症，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错误观念，认为这种病会让患者在工作场所变得暴力。”
奥斯卡和金球奖的赢家——《依然爱丽丝》，将今年的注意力引到了阿兹海默症对事业的影响上。爱丽丝·豪兰（Alice Howland）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不幸患上早发的老年痴呆症。一时之间学生抱怨她上课逻辑和内容混乱，对此，她很不情愿地向督导说出自己的病情，但督导立马停了她的职，还说会将此事告知她的同事。“我们不想让你承受过多压力，”他说。
工作单位在规划训练项目的时候，应该将《依然爱丽丝》里这痛心的一幕考虑进去，说明处理老年痴呆症员工事件的禁忌事项。“（听完爱丽丝的话）上司崩溃了，他没有问爱丽丝，自己能做些什么来支持她，然后让她自己决定将这件事告知同事的方式，” Graeme Whippy说道，他是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伤残部门的高级经理，该集团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老年痴呆症客户的问题，但现在也在着手准备帮助患老年痴呆症的员工。“我们的企业文化包括，对待工作场所出现的伤残情况就像处理一般的生意一样，” Whippy 说，“所以我们能够避免爱丽丝事件的发生。”
若发生员工记忆力和专注力消退的情况，工作单位作出的最常见的调整就是将他们调到要求更低、工作时间更灵活的岗位，借助工具提醒他们自己的职责。他们每人会得到一个电子警报器，待办事务列表，彩色编码工作材料，录音设备或只是一个安静整洁的办公空间。痴呆症越发严重的话，他们有时会获得自发成为“办公室兄弟”同事的帮助和鼓励。
理想的职业变动应该是员工还能呆在同一个部门，同事也还是原来的同事。“从头开始，学习全新的东西、与完全不认识的人一起工作，也许会比之前那份工作更要求更高。”Vincenza Mihalo说道，她是威斯康星州阿兹海默症与痴呆症联合协会人力资源部的执行理事。她表示，为了避免以上出现的问题，一位患老年痴呆的预算分析师被调到了文书工作较多的职位，但还是留在经济部门。
当然了，处理痴呆症员工的事件必须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作决定。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那些患病员工长期地工作，而是让他们暂时保持劳动生产率不变，给他们在选择退出时间上的一些自主权。一些员工可能会拒绝被调到一个等级更低的岗位，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有损身份，但他们至少还有选择。
“用人单位还应该帮助员工管理他们的财务，为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伤残救助，养老金和其他事宜做准备，”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如是说，他是安大略省阿兹海默症学会的首席公共政策和方案倡议官。“一些患痴呆症的较年轻的员工育有儿女，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帮助这些老年人争取退休福利。”
一些公司在解决工作和金钱问题的时候，也将员工的家属考虑进来。比如，英国一家医疗产品供应商——Bunzl Healthcare，联系到一个仓库工人的儿子，该工人在61岁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他的儿子每次都陪着父亲出席会议，以确保他得到必要的支持。
因为这名仓库工人在需包装的产品分类上变得糊涂，所以转为负责一些复杂程度较低、较常规的工作。这样，他再也不会感到不知所措，他在新工作上犯的任何错误对公司的影响都微不足道。慢慢地，他一周只需工作四天，同事也轮流监督他，以确保没有意外发生。这些调整措施让他工作到了65岁，在此期间他还一直想要退休。
然而，即使公司愿意提供这些强有力的支持，患老年痴呆症的员工也许还不肯接受患病的事实，也不肯公布其病情。他们害怕知道自己患了老年痴呆症——因为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失去工作。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体垮了，”SaskPower的波茨说。他目前密切关注一名可能患老年痴呆症的发电厂工人的状况。因为有一天，该工人被叫去铲煤，她本来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后来同事发现她完全偏离了该去的地点。“我们问她为什么在那，她自己也没办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波茨说。“我们知道不太对劲了，但是没能说服她去看医生。”
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会让员工本人面临更大的危险。“我们敦促员工将这种事情告知雇主，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犯错而被炒鱿鱼，”贡德曼说。“这样一来，他们对自己的病情就会有一个清晰认识，他们也会获得一些法律的保护。太多人先被炒鱿鱼，然后确诊患病，我们需要将顺序调一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