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的感觉
西方社会对异域文化的痴迷 — — 尤其是古代印度教所推崇的“时间是周期性”的概念和澳大利亚土著信仰的“梦幻时光”— — 与战火纷飞的时代和航空技术碰撞擦出火花。人类第一次在飞机上以俯视的姿态展望世界，成千上万的遇难者家属试图通过降神和招魂术与逝去的士兵联系。同样的， 航空工程师、哲学家JW 邓恩（JW Dunne）写了畅销书《时间实验》 （An Experiment With Time，1927 ），普及了一个概念：所有存在的时间都是一道可以飞跃的风景线，特别是在梦境中。他曾解释，“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对梦中之旅的一种解读。邓恩深刻影响了JB 普里斯特利（JB Priestley），普里斯特利所创作的时间闹鬼戏剧《我曾来过此地》 （I Have Been Here Before，1937年），《时间与康威一家 》（Time and the Conways，1937） 和《侦探来访》（An Inspector Calls，1945年）正是建立在未来和过去共存的概念上。“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推动了极具影响力的早期伊林（制片厂）多段式恐怖电影《死亡之夜》 （Dead of Night， 1945年）叙事手法的发展。
伊林（制片厂）多段式恐怖电影《死亡之夜》中的一个角色有一场“似曾相识”的奇妙经历，这一主题在时间旅行故事中的应用相当广泛。
近几十年来，好莱坞电影着重对个人救赎的刻画，如《佩姬苏要出嫁》（Peggy Sue Got Married，1986）、《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1993）或《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系列电影中呈现的一样。但试图挽救世界的想法已然占据了众多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头脑。在 《时间轴》（Timescape，1980 ）里，格雷戈里·本福德融合了阻止暗杀肯尼迪的（频繁出现）想法和一场拯救地球、对抗时间的生态战役。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短篇小说《雷霆之声》 （A Sound of Thunder，1952 ）普及了蝴蝶效应的概念 — — 微小的改变就能大范围的影响未来的结果。这与梦幻般的未来与现在交替的 “若有如果”式历史题材有所重叠，比如说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高堡奇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该小说就设定在被轴心国征服、分割的美国。
近几十年来，好莱坞电影着重对个人救赎的刻画，正如《回到未来》系列电影中所呈现的一样。
但我们不该忘记那些我们最心爱的时间旅行小说所带来的喜悦: 老古董和历史名人其实也有相当平庸的一面，正如《比尔和特德的奇异冒险》（Bill and Ted’s Excellent Adventure，1989 ）和《时光大盗》（Time Bandits，1982 ）中刻画的一样。特别是《时光大盗》，片中万人敬仰的统治者拿破仑竟也会迷恋木偶表演。
我们内心对时间旅行的迷恋不外乎同一症结：我们到底是被时间所困 （萨姆 在《时间怪客》中的状态）还是时间的主宰者？即便是时间领主神秘博士都难以控制它。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狄更斯那本看似基督教寓言的书籍。在《圣诞颂歌》中最令人不安的场景之一，就是饥肠辘辘的流浪儿“欲望”和“无知”潜藏在“现在的圣诞精灵”的长袍之下；这其实是对广大读者的一个警示。时间旅行看起来像是一次奇妙的逃亡之旅，但它充其量只是对未知后果的一次探索。我们还得承认，未来掌控在我们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