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比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3岁。他想让他的儿子上大学。但因为教育系统的腐败，这不太容易。敦比亚自己就曾拒绝为拿到高中毕业证付钱。15年里，这场考试他考了11次，最后，在三年前，主考终于因为他的功绩准许他通过了考试，那时他已经35岁了。
有一个学校的退休教师曾帮他复习功课。这位老师住在一个复合居民区，里面晾衣绳纵横交错，她的子子孙孙也都在这里安家。敦比亚敏锐地发现，老妇人生活得不算好。他怀疑，家庭中的年轻一辈一直都在用她的钱。
“她的信就在我的马甲里，”他低声说，“信是她儿子寄的——他给她邮了些钱！在她给我们沏茶的时候，邮递员会找一个安静的时刻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把信悄悄给她。”
敦比亚经常像这样用第三人称谈及自己。他说邮递员会面临很多挑战。市政厅在规划时奇偶不分，房主装修房门时也可能会忘记或写错门牌号，因为他们雇的油漆工没文化。
我建议，给所有街道制定一个命名系统，而不是现在的数字系统，这样或许有帮助。再者，为什么不用邮政编码呢？那样可以真正将事情简化？
一种绝望的表情浮现在敦比亚脸上。他的整个身体好像都在叹息，就像他刚刚带我转的那一大圈——煞费苦心地向我展示邮递员面临的挑战——就是在浪费时间一样。当我说到邮政编码时，他就好像听到了“裁员”一词。
“我真的不太懂是邮政编码。”他反驳我，“但在马里，我们用的是社会性的交流方式——这在你的国家已经没有了。我们会相互交谈。如果邮递员把一封信退还给寄信人——这很少有——他都会觉得难受。因为这意味着那一天他履行公务员职责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