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莫尔（Marc Mauer）是量刑项目（Sentencing Project）的执行主任，该项目致力于解决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马克已经密切关注该问题几十年。他相信种族的多棱镜为我们对比这些危机提供了历史先例：
我们对海洛因吸食人数增加的反应，和几十年间我们对毒品恐慌的态度几乎一致。当吸食者主要为有色人种时，我们会将此行为妖魔化并惩罚他们；而对于白人，我们则会寻求解决办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疯狂大麻卷烟”时期，人们认为毒品仅在城镇中那些“不雅”的地方使用；到了60年代，（白人）大学城开始大量使用毒品。想想这两个时期，人们对此的态度差异吧！
尽管20世纪80年代强效可卡因猖獗损害了黑人社区，但相关法律和政治应对手段更是加剧了这一悲剧，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强效可卡因只是城市深处的毒品，是街道角落处的毒品，帮派斗争明枪暗火之间的毒品，里美国白人很远。而粉末可卡因是一种更昂贵的种类，受到更富有的吸毒者的喜爱。1986年通过的联邦《反毒品滥用法案》（Anti-Drug Abuse Act）实施了强制性最低处罚，其中对强效可卡因吸食者的处罚比粉末可卡因吸食者更为严重。2010年的《平等判刑法案》（The Fair Sentencing Act）将这种判刑的不平等比例由100:1降至18:1，但巨大的差别仍旧存在。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杰弗里·费根（Jeffrey Fagan）长期研究刑事司法与种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事实上，强效可卡因时代严厉惩罚性的应对是由于对该毒品用途及其吸食者错误想法的产物，随后错误的想法变成了错误的认知。“一旦吸食毒品，就会立刻上瘾，引发犯罪，尤其当你是女性时，就会成为性放荡者，毒品会毁掉你母性的本质。”他告诉我，所有这些胡说八道随后导致了80年代对强效可卡因的严厉惩处。
费根表示，这都是对几十年前出台的一项用于打击司法犯罪的法律的沿用。60年代，黑人使用海洛因案件的激增也被视为暴力犯罪增加的原因，引起当局严厉打压。
与早期的毒品危机不同，21世纪的海洛因猖獗主要集中在白人范围内。疾病控制中心表示，廉价易得的毒品吸引着富裕的郊区居民与妇女。2014年7月发表在《JAMA精神病学》（JAMA Psychiatry）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十年内，初次尝试海洛因的人中，有90%为白人。至今，暂无证据表明这一趋势有所缓解。研究人员说：“吸食海洛因已从局限于城区内部、以少数群体为中心的问题，逐渐影响到地缘分布更加广泛的人群，主要包括20多岁的白人男性和女性，他们多居于大都市的外围地区。”
造成此转变的原因或许很简单。过去，白人吸食处方型鸦片上瘾，这类毒品能轻易从熟识的医生或药剂师那里获取；如今，当执法官员严打此类毒品时，他们发现海洛因显然是一种便宜的替代品。这场毒品战最激烈的前线位于如今被视为乡村地区的各州，如佛蒙特州（Vermont），以及过去未曾遭到强效可卡因大肆蹂躏的城郊地区。
两个党派的政治家们都在密切关注研究者对海洛因使用的婉转表述——“将海洛因的使用改头换面”。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间，至少有2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立法者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保证纳洛酮（naloxone）能在更多地方买到。纳洛酮是一种处方药，有助于缓解由于海洛因过度使用引发的不良症状。就在不久前，俄亥俄州州长、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签署紧急法令，使纳洛酮成为非处方药。
卡西奇在肯塔基（Kentucky）州的邻居——另一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也于今年早些时候提出了《戒毒恢复改善法案》（Recovery Enhancement for Addiction Treatment Act）。这项法案会让医生用一种名为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的药治疗海洛因吸食者变得更加容易。将近24个州也已经通过法律保护“乐善好施者”，他们会向医生或护士报告大量吸食毒品的事。
不论是席卷80年代的强效可卡因浪潮，抑或60年代的海洛因猖獗时期，类似如今这些公共安全的应对手段未必是不可想象的。面对危机，由于政府运用了更具惩罚性的手段，那段时期所采取的有限的公共安全应对措施便黯然失色。对于强效可卡因吸食者的《戒毒恢复改善法案》，你能想象1985年议会与白宫曾就此进行争论吗？相反，莫尔只记得，在那个时代，残忍的强制性处罚条例飞快地在议会走廊间传递。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差别呢？莫尔说：“我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现在我们更深思熟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