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项关于青少年睡眠习惯的里程碑式研究中，布朗大学研究院的玛丽·卡斯卡登（Mary Carskadon）追踪了一群10年级学生。他们的上课时间调整到了早7:20，比9年级生提前了约一个小时。虽然有了新的时间安排，但学生上床睡觉的时间几乎与前一年相同，平均在22:40。
卡斯卡登的团队发现，学生早晨来上课时严重缺乏睡眠，而且7:20到校的要求使他们醒来的时间与自身生物钟冲突。不到一半的10年级学生平均每晚仅睡7个小时，这已经少于建议的睡眠时间。确实，卡斯卡登的团队总结道，学生近乎处于一种“病态的困倦”状态。
那么，如果科学研究结果如此具有说服力，是什么在阻碍政策的改变呢？
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教授卡里卡登指出，就她这么多年来听到的观点来说，辩论双方都激情满满。在一些地区，上课时间很大程度上由当地运输公司决定，学校董事会和管理者声称，他们缺少做出改变所需的资金，而且权力级别也不够。与此同时，家长们通常不愿让青少年晚上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要依靠大一些的孩子下午在家照看弟弟妹妹，或者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影响课外活动的机会。确实，一直都有一些声音在警告：推迟上课时间会影响高中体育运动的开展。
但这些担忧都没有超越一个现实，那就是，如卡里卡登所说的，“清醒的时候学习效率更高。每个人都是如此”。
卡里卡登表示，许多学校已经做出了示范，推迟上课时间的实施是可行的，而且不会引起太大的混乱。但这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负起责任来，努力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法。她补充道，这个过程通常会耗费时日，而且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特拉·则珀林·斯奈德（Terra Ziporyn Snider）是一名医学作家，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她成为了推迟上课时间的倡导者。她也列举了阻碍学校做出这一调整的诸多挑战。斯奈德还是非盈利宣传组织“晚些上课”（Start School Later）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理事。她称，改变学校教育制度不仅仅需要给出科学依据。该组织已将志愿者部署到正在考虑推迟上课时间的社区，帮助加强基层工作。
斯奈德说：“社会规范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多数人都不重视（青少年睡眠不足的）问题，没有将其当作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她补充道：“这种观念需要改变。”
斯奈德认为，推迟上课时间倡导者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认同他们从事的事业的人很少有权力去重置“学校的时钟”。她表示，家长通常只关心会影响到自家作息时间的问题。这意味着，每隔四年，关键角色就会被替换，基层工作又要从头做起。
斯奈德说：“你一开始谈到更改上课时间，人们就会急于（下各种结论）：青少年会错过运动的时间。小孩子会摸黑上课，会被车撞倒。我自己看护孩子的时间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她补充道：“很多恐惧和猜测都只是些分散注意力的无关想法。我们面临的真正障碍是想象力的缺失。”
然而，斯奈德相信，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这样的专业组织参与，能够让政策制定的压力升至转折点。
斯奈德说：“现在人们不太会拿‘如果推迟上课时间，我孩子的三小时足球训练怎么办？’这样的话来搪塞了。要让学校系统相信，我们需要为了孩子们的健康而推迟上学时间。这不是一个可以协商的学校预算项目，这是一个绝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