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当日,坐在隔壁座位的是一位在云南本地工作的摄影记者,一直敬业而专注地端着相机,几乎全程都在透过相机的取景器看戏。至戏末,哈尼族先人经过一场漫长的迁徙抵达红河岸边,眼见水流湍急,欣喜所至,过往一切杀戮和悲伤都可以得到宽慰,自此可以休养生息了。她放下相机,眼睛微微阖着,再睁开时,眼眶里噙着泪。我们没有说什么话,我却被她深深感动。在这个距离声色犬马的现代都市那么远的边疆小城里,我觉得自己离某种纯粹的文化意志,那么近。
戏末与导演简短交流,本想向他讨问更多关于哈尼族人的故事和他创作采风时的轶事,不曾想,他却告诉我,当地人事实上已经很少再按照祖辈的习俗日常过活。村子里,除了老人,年轻人平时也极少再穿民族的精致服饰,大多数人也已经下山去打工,务农的人少之又少,连那美丽的梯田,也几乎开始变为专为游客开垦和展示的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