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当日，坐在隔壁座位的是一位在云南本地工作的摄影记者，一直敬业而专注地端着相机，几乎全程都在透过相机的取景器看戏。至戏末，哈尼族先人经过一场漫长的迁徙抵达红河岸边，眼见水流湍急，欣喜所至，过往一切杀戮和悲伤都可以得到宽慰，自此可以休养生息了。她放下相机，眼睛微微阖着，再睁开时，眼眶里噙着泪。我们没有说什么话，我却被她深深感动。在这个距离声色犬马的现代都市那么远的边疆小城里，我觉得自己离某种纯粹的文化意志，那么近。
戏末与导演简短交流，本想向他讨问更多关于哈尼族人的故事和他创作采风时的轶事，不曾想，他却告诉我，当地人事实上已经很少再按照祖辈的习俗日常过活。村子里，除了老人，年轻人平时也极少再穿民族的精致服饰，大多数人也已经下山去打工，务农的人少之又少，连那美丽的梯田，也几乎开始变为专为游客开垦和展示的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