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母亲沙琳的五个子女中，我是最年长的一个，已故的父亲是一个发明家兼企业家。当我走进屋子，她正在弹钢琴，给合唱伴奏，结尾的《德州黄玫瑰》（Yellow Rose of Texas）弹得很欢快。沙琳98岁了，但她依旧保持着对过去清晰的记忆，我希望她还记得惠斯勒的那幅画。她的父亲是北达科他州一座草原小镇的邮政局长，她还能记起1934年发行的邮票吗？上面就印着那幅画，还写着“以此对美国的母亲们示以纪念和敬意”。她说不记得，“我们那是四级邮局，最低的一级，没有那种花俏的纪念品”。这倒提醒我，她对艺术从来不感兴趣。但之后，她发电子邮件给我，说那幅画使她想起了她的母亲，“生于1875年，一直穿着长裙，从来没剪过头发。有着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沙琳很高兴地意识到，在那幅画完成之时，安娜·惠斯勒才67岁，“真年轻！”
安娜生于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是战前南方人的女儿；她也是一个奴隶主的侄女，据说奴隶主和他的奴隶生养了九个孩子，于是她也就有了这么多混血的堂兄妹。乔治·华盛顿·惠斯勒（George Washington Whistler）毕业于西点军校（West Point），还是个出色的土木工程师，安娜和他结成连理，生了五个孩子，但只有惠斯勒和威廉（William）活到成年。安娜的嫂子曾形容她“性情笃定，我只能偶尔改变她的心意”。自1842年起，他们一家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生活了六年，乔治成为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手下的一名工程师，负责修建一条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惠斯勒在艺术方面很早熟，11岁就进入了皇家美术学院。1849年，乔治死于一场霍乱，他们一家就此回到美国。
为追随父亲的榜样，再加上自己对军队生活的幻想，惠斯勒进入了西点军校。但事实却证明，他是一个无用的学员——校长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曾对他满怀希望，最后还是以失望告终——在军校的第三年，惠斯勒退学了。之后，他在政府当地理绘图员，依旧不守纪律。1855年，惠斯勒前往巴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艺术家、花花公子、女性严重的大众情人。他结识了库尔贝（Courbet）、波德莱尔（Baudelaire）、马奈（Manet）、莫奈（Monet）还有德加（Degas），还是亨利·方丹-拉图尔（Henri Fantin-Latour）的亲密好友。惠斯勒用来检验市场反响的第一幅画《白色交响曲一号：白衣少女》（Symphony in White, No. 1: The White Girl，1862 年）在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落选者沙龙是和以学院派占主流的官方艺术的一次对抗，印象派也在这次沙龙中崭露头角）上引起轰动（虽不及马奈《草地上的午餐》）。惠斯勒在法国备受推崇，尤其受到诗人和作家的青睐。（年轻时的普鲁斯特（Proust）还把惠斯勒带过的一双灰手套像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这么看来，1859年他在伦敦艺术舞台上的登场就成了遗憾，他的才能在狭隘的英国艺术领域中臻于完美，也毫不吝惜地展露在围绕着智慧、艺术教条和私人恩怨展开的争吵中，他和艺术家、批评家和买画的顾客吵得火花四溅，但除了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这些都是些不值得与之争吵的人。（王尔德一开始也是惠斯勒的忠心粉丝，后来也抱怨说，惠斯勒写“艺术”这个词都是以“我”字开头的。）
伦敦艺术界对惠斯勒的观点逐渐两级分化，他提出了一个新式的比喻，将艺术家们比作绯闻缠身的名流。但他也用文人雅士的体面，收敛了放浪形骸的处事方式，这其中他母亲的出现功不可没。当安娜搬来和他住时——那时她的另一个儿子威廉正在同盟军里当军医——惠斯勒赶紧把当时的情妇转移到别处。他给方丹-拉图尔写信时说：“我不得不清空我的房子，把它从头到脚打扫干净。”安娜是个虔诚的教徒，看到儿子身上的缺点时她会不由得叹气，但招待他的朋友时依然优雅亲切，并且对其中一位颇有好感，即堕落派之中的堕落派阿尔加侬·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
1872年，惠斯勒画的母亲肖像克服了层层阻力，出现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年度展览上。这幅画在他所有的肖像画中独树一帜。惠斯勒的肖像画都些许流露出模特性格的细微之处——不同于其后继者约翰·辛格尓·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肖像画，这些作品往往具有特别的诱惑力。在《惠斯勒的母亲》中，安娜茫然的忍耐述说着她的妥协，她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是属于他的。这种专属于自己的奉献难道不是天下每个儿子梦寐以求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