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蘑菇王国的社会生活是以马里奥为中心并且围绕他进行的。推而广之，从马里奥人物关系衍生出来的故事永远摆脱不了马里奥的影响，不管故事中是否有他。由于马里奥的关系，那些以他的敌友为主角的游戏（如《瓦里奥制造》、《路易基的鬼屋》等）多少显得新奇。
那么，在多角色游戏中，马里奥几乎总是“默认”角色就不足为怪了。在《马里奥赛车》（Mario Kart）、《马里奥派对》（Mario Party）以及《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Super Smash Bros.）的角色选择界面，马里奥总是排在角色网格的第一位（即左上角）。此外，有些游戏会为角色设定成就和能力，而马里奥几乎总是“标准”角色，没有特别的优点，也没有明显的弱点。《马里奥赛车》中的奇诺比奥（Toad）和库巴（Bowser）分别被贴上“逗乐”、“严肃”的标签。正是因为马里奥一贯给人极尽平凡的感觉，他们身上的性格特点才得以体现。
马里奥的基本特点是他总是“默认角色”。人们评判其他角色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到马里奥，要说他们有什么特别，那就是他们不是马里奥。他们想要造就自己的独立身份，部分在于要表明自己不是马里奥。同时，这也极大地为马里奥创造了机会，令他能有更多的身份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马里奥也能像我们换衣服一样，自由选择职业。当其他角色还执着于他们不是马里奥时，马里奥也许又有了其他多种身份：纸片马里奥、马里奥博士，婴儿马里奥，等等。也许正因如此，马里奥能够承载无数设计师、作家和玩家的想法、梦想，甚至批评。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是游戏界唯一的“乌尔式象征”。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低估了马里奥的社会平凡性——白人、异性恋、中产阶级、正派的劳动者——对他在游戏界至尊地位的影响。马里奥看起来可能像一名游戏玩家，这不是巧合。游戏和游戏文化中都包含一些政治观念，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马里奥身上都有所反映，他还亲身参与了相关辩论。这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写成书了。
这么说对可怜的马里奥不太公平——因为他从未有意发表政治言论（也许，应该排除2002年《阳光马里奥》中他不太情愿地做了生态积极分子）——我当然对他感到同情。实际上，马里奥的种族和性别之所以设计成这样，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技术不发达，而不是出于营销谋略。然而，要成为传奇，阴谋、阳谋就都要经受住。这是象征的本质，尤其是“乌尔式象征”，能否经受考验、超越“原初”决定了他们能否成为象征。否则，这种“旧”事物怎么可能“历久弥新”？
问题的关键不是游戏需要一个能代表大多数玩家的代言人（当然不可能有这种代言人），也不是任天堂应该为自己那么多年（从当年难以支付房租算起）的自作主张感到羞耻。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公认马里奥是游戏界中最经典的角色，那么，我们玩家至少应该像任天堂其他角色一样，充当好他的配角。要说我们有什么特别，那就是我们不是马里奥。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玩家、作家和粉丝们对马里奥都各有期待，至少不亚于他对我们的期待（正如耶稣，甚至乌尔，对于那些信仰它们的人来说，它们仍然很重要）。我们对马里奥的所知所言反映的是我们对自己“另一面”的了解。马里奥身上产生的各种想法，来源于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想要解释他的形象，解释他的永垂不朽与千变万化，就像那个虚幻的文明古都。当然，探索乌尔的欲望，是人类的本性。
根据黑格尔的“辩证逻辑”（Urteil），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含在某一物体中的意义会逐渐显现。但是，这些意义是独一无二的：揭示它们是旁观者的义务，就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看见天使被困在大理石里，就不停地雕琢，直到让天使完全得到自由。然而，某种程度上，黑格尔说错了一点：意义一直在我们手中。乌尔的神话一直代表着一种失去的东西，不仅因为时间在流逝，也因为旁观者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无论何时，生动的神话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意义需要玩家。如果不是我们挥舞着控制器、操纵着键盘玩游戏，马里奥什么都不是。他是个“普通人”，他能代表所有人，但他自己却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