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6月9日，萨克森（Saxony）的莫里茨公爵（Duke Moritz of Saxony）还有其他三位王子被枪杀，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侯爵阿尔布雷特（Margrave Albrecht of Brandenburg）逃跑，上苍垂怜，我身着羽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图源：安东乌尔里希博物馆
马托伊斯对时装的热爱亦是出于对世态炎凉的敏锐感知，往深里说，就是对生死看得透彻。他的腰身变得越来越宽，年纪一年长过一年，他付出了那个年代少见的努力，痴迷地记录着过往的一切，时尚似乎“每天”也在变，仿佛是过往的标签。用布鲁拉克的话说，“时尚是创新和欢愉流逝的瞬间”。有一幅画，马托伊斯的腰带上就悬挂着一个8分钟的沙漏。还有一套穿起来倍显精神的服装，下面注解道：“1535年8月20日，奥格斯堡开始有人过世，都在38岁左右。”
不过，马托伊斯这本自传式的记录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担忧自己的遗产后继无人，于是马托伊斯强烈要求自己的二儿子法伊特•康拉德•施瓦茨（Veit Konrad Schwarz）将这个家族传统延续下去，编纂一本自己的《时装宝典》。康拉德的记录册版面要大得多，内容却少很多。他总共收录了41幅画像，时间跨越为1540年到1561年，对此并不上心。他在序言中写道，时装这东西真是可笑，父亲也蠢极了。后来马托伊斯不再更新自己的宝典，康拉德也就此罢手了。这或许是一个很典型的世代差异，但康拉德的肖像画——现已印成新版——却体现了一个更为简单的事实：时尚已不再那么有趣了。马托伊斯的儿子很少穿皮草，更喜欢穿色调柔和的服装，这与清教徒的清规戒律相得益彰，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使得奥格斯堡服饰的国际化风格不再那么显著了。
“1527年6月2日，我身穿真丝紧身上衣，羽绒骑马外套，头戴天鹅绒镶边礼貌，身披西班牙披风，这一身行头都是为了取悦一位漂亮的女子。”图源：安东乌尔里希博物馆
鲁布拉克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马托伊斯费尽心力地想看透他那个时代，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令人担忧的是，过去人们视若珍宝的事物似乎具有误导性，使人们觉得所有文化（包括艺术）不过是一系列形式罢了，也许既不会让人们变得老练，也不会达到永恒之美。”她写道，“时尚体现了过去与现在的随心所欲，而不是一段简单的线性发展史。”马托伊斯或许那时就已逐渐意识到，他兢兢业业地塑造、管理、美化自己的公众形象，但结果并不会如他所愿，这些形象的影响力维持不了多久。他高度个人化的服装记载并未带来秩序与传承，反而突显了时尚的虚无缥缈和变幻无常。
即便《时装宝典》没能令马托伊斯成为当时受人追捧的社会名流，却带来了马托伊斯和他的儿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庞大读者群。或许，《时装宝典》还能促使读者再次思考千禧一代——他们坚信唯我论，信奉眼见为实，很可能会带来第二次文艺复兴。当今，狂热的购物视频博主和Instagram的达人们，一定程度上仍会继续面临蔑视，但这本《时尚第一书》提醒我们：时尚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真正的永恒显然是无法达成的，但服装选择和自我塑造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体悟，带我们洞察过去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