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瓦迪姆•科津（Vadim Kozin）是前苏联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但在1944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Siberia）后消失了。半个世纪后，一位英国歌手马克•阿尔蒙德（Marc Almond）听到他遗留下来的一些唱片，成为了其忠实的粉丝。于是，我和马克开始去探索科津漫长而奇妙的一生。
1992年，在俄罗斯的一场巡回演唱会中，马克•阿尔蒙德第一次接触到瓦迪姆•科津的音乐，而此前他对其一无所知。
“那时候我对俄罗斯或者前苏联没有什么印象，”他说，“我们会去西伯利亚、鄂木斯克（Omsk）和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表演。当时正值冬天，表演场地里寒冷难耐，只有油漆脱落的墙壁，一架旧钢琴和一个吊灯。不过听众们很棒。表演结束后，他们会走向我，并给我他们有的东西，一罐果酱、一束花或是一盒磁带。这对我来说是很奇妙的，因为它给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在其中一盒磁带中听到了录有瓦迪姆•科津纯粹而独特的男高音的唱片。
科津唱探戈舞曲和浪漫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伤感情歌。他因舞台表演而出名，但录制音乐时代的到来使得他声名远播，收音机和留声机使他有了大量的听众，而且他的歌曲被纳入了前苏联的文化遗产当中。
1903年，科津出生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一个商人家庭。他家族的生意在俄国革命期间停业了。他的母亲维拉（Vera）是吉普赛人，是一名歌唱家。大概19岁时，他的父亲逝世，从此他开始挣钱养家糊口。他当了一名电影钢琴师，并且开始自创具有吉普赛风格的伤感情歌。
我们知道科津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写日记，尽管他的大部分日记已经遗失。另外，关于他早些年生活的线索也非常少。我们是找到了一些照片，却是在一家庭相册里找到的。照片显示，20世纪20年代，科津站在以雷奥尼（Leonid）和鲍里斯•朱可夫（Boris Zhukov）为首的爵士舞阵容的中间。我们可以从这些照片中一窥振奋人心的音乐世界。在斯大林上台之前，这个音乐世界一片繁荣。当时社会也比后来更让人放松，似乎科津就以同性恋身份公开合法地活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4年。那一年，男同性恋被判定有罪。
科津的唱歌风格轻快、温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备受热捧。新苏联唱片公司发现了他，认为他是后起之秀。这些早期紫胶唱片上的标签透露了科津曾与一些当时最独树一帜的音乐家如鲍里斯•赫鲁晓夫（Boris Krupeshev）和他的夏威夷滑棒吉他管弦乐队一起唱歌。1937年，科津抓住了机遇，然后奔向了前苏联首都莫斯科。
他一举成名。
“1938年，我外祖母幸运地买到门票后跑去听科津的演唱会。”唱片收藏家米哈伊尔•库尼岑（Mikhail Kunitzen）回忆道，“他在大都市酒店唱歌，那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场所。后来他们还在一起喝过咖啡，而且科津送了我外祖母一些唱片作为礼物。我现在还留着那些唱片。”
米哈伊尔从众多紫胶唱片将科津的情歌《玛莎》（Masha）找了出来，并且转动留声机给我们播放。75年后，这首歌依然温暖明亮。
1941年，德国纳粹入侵苏联，流行歌手们支持抗战。他们长途跋涉到饿殍遍野的城市，然后奔赴战争前线。科津唱了一首备受喜爱的经典歌曲《蓝围巾》（The Blue Scarf），还创作与列宁格勒（Leningrad）有关的套曲，因为从1941年开始，有250万人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生活凄苦。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当时也被困在那座城市里。
那时科津声名显赫，与著名的歌唱家亚历山大•韦尔京斯基（Alexander Vertinsky）一样搬进大都市酒店居住了。当他听说他母亲和妹妹在列宁格勒饿死了的消息时，他很有可能就住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地方。
“昨晚，我在梦中看到我的病母，”科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为我母亲感到非常难过。她一生坎坷，还经受了可怕的死亡。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因为我没能救她们出来。原谅我吧，我亲爱的母亲......纳迪娅（Nadia）还有我的小狗莫斯卡（Mosechka）。”
在保留下来的几页日记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他们的死。
就在战争结束的数月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警察找上科津。“在那个时期，任何人都可能会被冠上任意罪名，然后被逮捕，”莫斯科沙卡洛夫中心（Sakharov Centre）负责人谢尔盖•卢卡舍夫斯基（Sergei Lukashevsky）说。
“你可能是部长或农民，随便什么人都行。法院花大概15分钟就会宣判你有罪，不会有什么听证会或者正式档案。”
要想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因为同性恋而被捕是不可能的。仍保留着的档案只对之前那些囚犯的后代公开，这意味着那些未婚囚犯的资料通常是对外保密的。
科津很可能是以同性恋和参加反苏联活动的罪名被控告，而且被判入狱8年，分到马加丹州的监狱城。该监狱位于西伯利亚东部辽阔的科累马河（Kolyma）地区，而这块地区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科津的档案被抽走了。在各商店中看不到他的照片了，在广播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我外祖母认为他已经死了，”米哈伊尔•库尼岑回忆说，“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他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