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的吸引力
从表面上看，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似乎不像历史小说家。因为这类题材通常受限于条条框框，不易创新，作者们不是记录某段史实，就是描写相关历史人物，其笔下作品并非想象力的产物。不过，巴恩斯的多部作品确实或多或少参杂了历史笔调。在1991年出版的《尚待商榷》（Talking It Over）中，巴恩斯在对比了各个角色的记忆后，指出了它们的重合和相异之处。2005年面世的《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真实再现了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身世谜团，由于巴恩斯深入挖掘了他的生平事迹和真实身份，该小说几乎与侦探故事别无二致。荣获2011年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的《终结感》（The Sense of an Ending）则讲述了主人公检视过去、重新评估人生的故事。
巴恩斯曾在《尚待商榷》卷首引过一句“俄罗斯谚语”：“有些人说谎时像模像样，仿若亲眼见过一样。” 如今它又再现于《时代的喧嚣》（The Noise of Time）。此书中，巴恩斯以简省之笔，刻画了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一生，读来扣人心弦。身为热衷寻找真相的小说家，对巴恩斯而言，除了斯大林（Stalin）统治下的前苏联（the Soviet Union），再没有哪个地方能隐藏更多的谜团。在前苏联，记忆可能予你生机，也可能予他人死亡。人们必须质疑自己所有的举动和想法，好像他们本该如此似的。正如本书的主角——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般，他也曾试图回想，10岁时尚为学生的自己，是否真的亲眼看见列宁（Lenin）抵达了芬兰站。
巴恩斯用一段话描述了作曲家回忆往事的情节。最初，作曲家很肯定自己没有记错，但渐渐地，他越来越动摇，这种转变让人大吃一惊。“在那个年代，他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记忆了。列宁真的、真的到过芬兰站吗？好吧，也许正如谚语所说，‘有些人说谎时像模像样，仿若亲眼见过一样’ 。”
《时代的喧嚣》没有采用第一人称，它选择从第三人称的限知视角出发来叙述全文。“艺术属于大众”是苏维埃奉行的指示，但作者却在书中反驳了这一观点。“艺术属于众人，也脱离众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脱离所有时代。艺术属于艺术家，也属于鉴赏者。”或许有人会称其为陈词滥调，但在政党和政府对艺术家（诸如肖斯塔科维奇）采取恐怖控制手段的环境下，它们已算得上是激进之辞。“艺术是历史的低语，是淹没在时代喧嚣中的声音。”
既然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时，可以对乐曲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那么阅读巴恩斯的小说时，也无需对相关历史和人物事迹了如指掌。总之，贯穿肖斯塔科维奇一生的疑问虽让传记作者伤透脑筋，但却是小说家们喜闻乐见的素材。巴恩斯没有动用太多篇幅想象这位作曲家的生活，在这个大部头小说横行的年代，没多少页的《时代的喧嚣》反倒异常惹人青睐。巴恩斯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不仅生动展现了肖斯塔科维奇经历的政治动乱，还将其对妻儿的爱及艺术自由和政治压迫的鲜明对比描绘地栩栩如生——这部作品自然流畅，充满魔力，仿若出自曾同肖斯塔科维奇把酒言欢的老友之手。
原文选自：经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