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一谈到“千禧一代”，人们都会下意识地觉得对方在暗示些什么。这看起来正常，却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现在，“千禧一代”通常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新世纪初期之间的人。
但是，就这些人而言，“千禧一代”是一种态度，是人们看待未来的一面镜子。
1989年，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写道：“2000年将很快到来。千年一遇的厄运也不远了。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东欧动荡。甚至连‘后时代’也行将就木：后现代主义，后历史主义，后文化主义……我们即将远离它们。”
1994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对“千禧见解”如此描述：对先进技术的狂热追求；就像六十年代的人们跟性、毒品和摇滚脱不开关系一样，新兴一代热衷于不断更新电脑技术。
1997年，音乐评论家理查德•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显然已经受够了所有的预言。他语带嘲讽地警告道：“新千年即将到来。”在2000年之前，我们都是千禧一代。我们拥抱着新世纪，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种“不确定”非常可笑，因为在后“911”时代（这说明“后时代”根本没有结束），这种不确定性将被无限放大——90年代，我们因无知和愚昧而产生恐惧，被人误导着开始杞人忧天，其实那些所谓的危机根本微不足道，比如千禧危机（Year 2 Kilo, Y2K）（译注：千禧危机是指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计算器内存非常宝贵，编程人员一直使用的MM/DD/YY年份显示法无法辨别00年是1900还是2000的计算机系统漏洞，日期混淆会导致资料流失、系统死机、程序紊乱、控制失灵等）。
但是现在，如果你问问那些不属于“千禧一代”的人，他们会说，千禧一代正在毁灭我们。人们指责千禧一代受誉过高，其实他们十分懒惰、娇生惯养、过于自恋。他们将会毁灭所有的劳动力、整个国家，败坏知恩图报的良好传统。
我们并非对这些一无所知。自从青少年诞生之后，成年后的每一代都会对年轻一代嗤之以鼻。1964年，当战后婴儿潮世代（Bab Boom）的婴儿都成为成熟的青年，作家玛莎•温曼•李尔（Martha Weinman Lear）对新的一代如此描述：
他们站在时代的门槛，故作忧郁。他们在电视机前拔掉自己的乳牙，不断增强自己的影响力，长大后早早结婚却拖欠欠款；他们辍学出走、成为少年犯；上了大学却不务正业，让和平护卫队（the Peace Corps）极为忙碌；言行自大、不切实际；他们明明在向地狱里冲却被当成是明日的希望。总之，用狄更斯的话说就是：他们是最好的青年，他们是最坏的青年；他们周围围绕的是一群极端狭隘的成年人。
在1946年到1964年间的战后婴儿潮时期，新生婴儿约有7500万人。他们沉迷于瞬间的沟通，（跟他们出生的原因很像吧？）因此遭到了嘲笑——李尔这样解释：“瞬间的玩笑，瞬间的名利，瞬间的时尚，还有与大洋对岸电视节目瞬间的接触。”女孩们穿着随便，还打了耳洞（天哪！）。青年们还讲着各种俚语：“gear”、“tuff”（表示惊异），“animal”、“skag”（形容蠢人）等。
李尔写道：“或许信息沟通变得更迅捷，但是他们的从众心理却比以前减弱了一些。披头士狂热并没有对浣熊皮大衣（上世纪20年代流行于美国）、大苹果城（指纽约城）或沉浸在伊诗比蒂（Itty‐Bitty，某婴儿用品品牌）大池子中的三只小鱼儿们产生任何影响。”
那些小鱼是1939年一首热传的歌曲“Three Little Fishies”中的主角（歌曲内容：三只小鱼原本住在洼地。它们试图游向大海，最终却被鲨鱼吓退，回到洼地）。直到现在，它的旋律还能唤起某些记忆。我想，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归属，逃脱不掉。
1995年，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在《纽约时报》上如是写道：“数十年的时光不断地定义着每一代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趣的吗？六十年代充斥着自由恋爱和反战观念，嬉皮士们想入非非；八十年代，贪婪让雅皮士们无所不为；七十年代，愤世嫉俗又目不识丁的无名一代（Generation X，“X”有“寻找未知”、“否定现实”、“反抗社会”等含义）庸庸碌碌。我们应该振作起来，否则昏庸的千禧一代将在1999年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