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生拒绝接收某个器官，他们需要向器官共享联合网提交他们拒绝的理由。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器官的大小与患者的不匹配，或者有病人向其提出要求，如果器官来自于某个特定年龄段或者有过静脉注射的捐献者，他会拒绝移植，哪怕捐献肝脏完全与其匹配。他们还可能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病人要活得更久，就要移植更高质量的肝脏。但研究人员推测，医生们拒绝接受捐献器官的一个潜在因素是，移植中心不愿做高风险手术（高风险意味着肝源一般、患者病危），因为手术的失败会影响到他们的业绩评估。
移植受者科学注册系统每隔半年会发布每个地区的移植中心的公开评估，病人在器官移植手术一年后的存活率是该评估的关键指标。评估结果差就意味着移植中心的水平降低，接着系统将会重点调查该移植中心的存活率结果为何会不尽如人意，并派遣顾问到这些移植中心进行走访。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制度可能会拒绝向低水平移植中心的待移植患者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会使这些移植中心增加上千甚至上百万美元的支出。极少数情况下，这些移植中心甚至还会面临倒闭的危险。
但是这种一年的存活率恐怕不是评判移植中心水平的最有力指标。克拉森说：“对于将病人的存活率作为评定移植中心医疗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我们并不反对。”但他解释称，因为肝脏移植的成功率近几年逐步上升，所以很多外科医生及器官捐赠组织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高低水平的器官移植中心之间的不同是否确实具有临床意义。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通常只有一到两个百分点，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移植手术主任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认为，这一现行体制“无形中为人们施加了压力，令其偏执于获取高质量的移植器官”。因此该体制的缺陷随之暴露：“一些本应受益于移植器官的病人被排除在了等待名单外，只因为他们年事已高，或者已病入膏肓……麻烦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2014年，有三家移植中心因为其较低的移植存活率而被标记为低水平中心。之后的一年，这三家移植中心变得保守谨慎，其实施的移植手术数量比往年低30%。虽然移植中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术后存活率，但减少手术数量意味着，那些原本马上可以通过移植手术重获新生的病人，其手术的实施又要拖后一年。器官获取组织“捐赠者计划”（Gift of Life）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茨蒙特（Kevin Cmunt）表示：“人们只需对自己的移植对象负责。也就是说，如果自己捐赠的器官没有移植给任何人，自己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目前，器官共享联合网正在对评估移植中心水平的其他指标进行验证试验，比如组织结构和信息来源。明年，该评估指标将会在小范围医院进行试点。到2017年，器官共享联合网计划将其进行全国推广，因为这一办法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移植中心的水平高低，也为实施高风险手术提供了更多回旋的余地。
同时，戈德堡还希望移植中心的器官接受比率可以对外公开。他说：“因为患者、捐赠者以及保险公司都对器官捐赠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在这一方面，信息还需要更加透明化。”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