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版《简·爱》电影中简爱的扮演者女演员琼·芳登（Joan Fontaine）
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47年的小说将“现代个体”的观念带入了大众视野。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这可是个激进到骇人的观念。
想想自拍吧。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种相当寻常的艺术传统了，即便“自我一代”对社交媒体的痴迷引来了大量的批评和指摘。只要有部便宜的相机或是电，任何人都可以给自己来上一张自拍，稍加编辑（或者不编辑），几秒钟里就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然而，比自拍先出现的是“自我”这个概念，或者更现代一点的叫法——独立的“个体”。早在几个世纪之前，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哲学上新的思想流派的涌现，观念大颠覆已初露端倪。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自拍行为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小小的表现。前现代文化中就已存在“自我”这个概念。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重点正是放在了个人的意志、意识和理解能力上，而非传统和权威。信仰已经脱离了宗教的范畴，进入了所有人的生活。也许夏洛特·勃朗特在200年前（也就是1874年）创作的小说《简·爱》（Jane Eyre），可以称为第一部完美诠释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观念的小说。
那些只把《简·爱》当做高中英语课必读书名目的人可能会记得，最生动的是其中登峰造极的哥特式比喻：在一间不祥的房子里度过的童年，阁楼上的神秘存在，一个拜伦式的主角，一所起火的宅子。这些看起来更像是生活频道里的故事，而不像是一场变革。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难说服人们相信，夏洛特最大的成就不在于她推动情节方面的功力，正如他们不会把发生在小说里的事当真。这本书最大的成就在于女主角简·爱的叙述声音，她如此直白地表达了对身份认知、定义与内涵的渴望，对十九世纪的读者们来说，这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发声。事实上，很多早期读者误以为《简·爱》是个真实的故事（精明的市场营销将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自传），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这个角色看起来更像真人真事。
这一时期，许多小说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活细节（而非史诗和罗曼史），这类小说完美地向读者展示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印刷机器的出现，和随之兴起的印刷文化，使得文学这种形式得以出现，在《简·爱》出版前的几个世纪间，文学在不断壮大。小说这种体裁仿佛是专门为夏洛特的第一人称叙述存在的，这是一个关于穷困孤女寻求安稳身份认知的故事，她生在一个无爱的家庭，接着又被送到一所严苛的慈善学校，最后遇到了一个富有但阴晴不定的雇主。由于始终无法在别人身上找到自我认同，简·爱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向内里寻求。
对这个故事更通俗的文化解读，就是对良心和意志的价值的坚持。《简·爱》出版几年后，曾有评论这样说过，《简·爱》引起了现代最震撼的一次改革。在随后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前，在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前，权威的来源是固定和客观的。如今看来如此重要的“自我”观念，在当时的人们眼里完全不值一提。因为这些并不会真正影响到一个人生命的进程。宗教改革赋予了信徒们自行阅读和解读经文的权力，不再需要依赖牧师的帮助。其实就某个方面来说，这也给予了人们解读自己内心世界的权力。
很肯定的说，夏洛特之前的作家，像是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和玛丽·雪莱（Mary Shelley）,都对第一人称叙述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起过推进的作用。但这些作家都采用信件和回忆录等形式来写作，容易导致人物形象不够立体，情节片断化以及情感流于表面，即使故事本身并非虚构小说，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夏洛特之前，从未有作家能够如此纯粹地发声，如此纯粹地为一个角色发声，夏洛特和她的姐妹安妮和艾米莉一起从事文学创作（她们三人都挂着中性的笔名写作），但是夏洛特的作品最完美地把握住了现代个人主义的精髓。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的作品《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和《荒野庄园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体现了小说在社会批判方面的能力，而敏感多情的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则在《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探索了一番他我对自我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