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力挺过夏洛特，她本人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代表的时代完全不同于夏洛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她的话也成为了夏洛特成就的力证之一。她在《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再次打开《简·爱》这本书时，难免生出这样的想法，读完以后我们一定会觉得她想象出来的世界属于陈旧的维多利亚时期，是过时了的东西，正如独立在荒野中的一所牧师公所，应该是好奇者和虔诚信徒才会造访的地方。”她接着写道，“接着我们打开了这本书，读了两页后，所有的怀疑都消散了。”“除了简·爱”，这本书里什么都没有，伍尔夫这样写道。这本书能够将读者完全带进简·爱的世界，她的声音就是这种力量的源头。对于夏洛特的叙述方式，伍尔夫是这样描述的：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人格，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事也不会藏着掖着，一定是要倾诉出来的。在他们身上，某些未开化的野性会与常规套路展开永恒的斗争，迫使他们渴望去创造，而无法只是耐心地在一旁观察。
这种意愿，或者是渴望，甚至是和常规套路的斗争，都是现代自我的特征。如今，我们早已把这种感觉视为理所当然，但夏洛特所处时代的人们却认为太过激进。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来说，比起这个故事本身对纯粹爱情的追求和简强烈的情感，让他们更加不安的是女主角对社会命运的不妥协。正如桑德拉·吉尔伯格（Sandra M. Gilbert）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简·爱做得是对的，并且发扬了道德的力量。”但评论继续指出，“但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异教徒思想的力量，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教条。”吉尔伯格担心，在展现这么一个人物时，夏洛特“撼动了权威”，培养出了“反叛精神”。某种程度上，他们说对了——“我反抗到底。”当简被狠心的舅妈拖去她舅舅去世的房间关禁闭时，她这样说道。乔伊斯·卡罗尔·奥兹（Joyce Carol Oates）认为，这句话就是整个故事的主题句。
简的抵抗不是虚无主义或是专注自我的那类苍白的反叛（参照一下近来自拍文化的拥趸们遭受的关于太过自恋的批评）。相反，为了发现真正的道德和信仰，去探索自我，她撕开了传统坚硬的外壳。正如作家本人在第二版前言中解释的那样（这篇前言对小说出版之后引起的道德恐慌功不可没）：
传统不等同于道德。伪善也不是宗教。所以攻击前者不会伤害到后者。这些事这些行为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它们之间泾渭分明，犹如恶之于善。我也经常会将它们弄混，但它们是不应该被混淆的。表象不应被曲解成真理；狭隘的人类教条，只为了迎合献媚一小部分人而存在，就不应该用来规范全人类。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她这样回应批评家的抵制：“如果我只能说些伪善的话，说不了真话，那我宁愿不说话。”
这个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女人，用她沉默的抵抗为“自我”下了个新的定义——不仅是今天Instagram相册里展现出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存在于现代人共有意识中的“自我”——由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引起的由内而外的变化。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