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过去从旧公寓所看到的风景（该公寓被摧毁于1945年，其旧址现为洲际酒店。）（图源：《纽约时报》）
卡夫卡没有写明格里高尔变成了哪种虫子或野兽。他专门用了一个词：ungeheuren Ungeziefer，有些英文译者把它译为“monstrous vermin”（意为“骇人的动物”）。
“不是这样的。请不要画那个。”这是卡夫卡1915年给总部设在莱比锡城（Leipzig）的出版社写信，回复第一版封面稿时的反应。他说：“虫子不能画出来，就算远远地出现也不行。”
然而，读者仍然会把主人公想象成一只甲虫或蟑螂，著名的捷克艺术家大卫·切尔尼（David Cerny）也不例外。
一天，我在斯密彻夫区（Smichov）的艺术中心“遇工厂”（the MeetFactory）碰到切尔尼，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工作室。在布拉格的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切尔尼先生充满争议的艺术作品：撒尿男的雕像（正对卡夫卡博物馆）、捷克主保圣人瓦茨拉夫（King Wenceslas）骑一匹四脚朝天的死马的雕像。
他在布拉格的最新作品是卡夫卡的头像雕塑，置于市中心乐购超市（the Tesco department store）后面。该雕塑高达36英尺，由42层活动镀铬条组成，这些镀铬条同时朝相反的方向转动。
切尔尼先生最初的想法是造一个喷泉，包含三个塑像：机器人，代表捷克语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他曾发明了“机器人”这个词；魔像（Golem），代表意第绪语（Yiddish）；卡夫卡的甲虫，代表德语。“我想要提醒人们，布拉格曾经是说三种语言的城市，”切尔尼先生说。
遗憾的是，城市水法规禁止他在这里建造喷泉，所以他根据自己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Charlotte, N.C.）展出的类似作品《变形》，提出建造沉思中的卡夫卡的巨大头像。
“这座雕塑正对着布拉格市政府大楼，我很喜欢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他说，“想象一下，你现在很生气，因为那些职员个个都无所事事，只会叫你去另一个部门，而另一个部门又让你去另一个部门，最后他们说要下班了。当你走出大楼时，巨大的卡夫卡头像就会注视着你，提醒你这多么讽刺。”
亚希姆·托波尔（Jachym Topol）注意到了另一个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他是五部小说的作者，也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我在布拉格的一个文学节上偶遇了他。当我提到卡夫卡时，他很乐意谈论卡夫卡对当下的意义。
卡夫卡书店（图源：纽约时报）
“在共产党统治期间，我们常常在地下出版社翻印卡夫卡的作品，比如《变形记》，”他说，“而现在，卡夫卡和查理大桥（the Charles Bridge）、城堡一同成为了布拉格庸俗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到处都是卡夫卡，到处都在售卖卡夫卡。这是他讲的最后一个笑话。”
几乎每个与我谈论过卡夫卡的人都讲了鲜为人知的笑话，包括制作卡夫卡纪念碑的艺术家雅罗斯拉夫·罗纳（Jaroslav Rona）。当时罗纳先生和我坐在二楼罗浮咖啡馆（CaféLouvre），那里天花板很高，装潢漂亮，是以前卡夫卡常和作家朋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去的地方。
为在比赛中赢得设计纪念碑的资格，罗纳先生一开始尝试创作的雕塑当然是一只甲虫。后来他受到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启发，改变了想法，虽然他最后还是往其中添加了《变形记》的隐喻。
“其他参赛作品基本上都是安放在基座上的卡夫卡塑像，”罗纳先生说，“而我在看完《变形记》后，有点理解了卡夫卡的思想。我爱艺术，因为在艺术中，创作者的意图往往隐而不显。”
“我认为这也是卡夫卡的信念。这种信念不只存在于《变形记》中，也体现在他的其他很多作品中。所以我怀着同样的想法为卡夫卡建了这一座纪念碑。”
我问他何处是《变形记》的隐喻。他露出顽皮的笑容，低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卡布奇诺咖啡，说：“我无法想象为卡夫卡建纪念碑却丝毫不提《变形记》，所以我用了一种秘密的方式来表达它。”
我与他道别之后，走向那座雕像，仔仔细细地观察它的基座。站在一群拍照的游客之中，我忽然发现在底座周围的路面上刻有一只甲虫的外形。
原文选自：《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