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巴确信，一些史前生物能够解释反感和疾病间的政治联系和道德联系。研究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大规模社会群体，并建立了一套行为模范，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得病的风险。心理学家称之为“行为免疫系统”（behavioural immune system）。
其他相关研究显示，投票当天的身体状况也会对最终选择有所影响。研究发现，引导人们往疾病方面想会导致他们对种族差异产生负面观感。2014年美国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示，身体不适的选民倾向于投票给外表更有魅力的候选人。
1960年，尼克松对肯尼迪的竞选总统辩论会上，肯尼迪的外貌给他加分不少。研究显示，选民倾向于投给外表更有魅力的候选人。（来源：Getty Images图库）
“我们通常称行为免疫系统所折射出的态度为社交保守，”英巴说，“包括规避不熟悉的事物，遵循传统社会规范，以及克制性欲。‘反感’实则是在无声地说‘别这么干’、‘别靠太近’、‘太危险了’”。
有趣的是，在另一项实验中，英巴及其同事发现，如果让参与者进入一间恶臭的房间里，从而使他们感到恶心，那他们短时间内会选择回避某些少数群体，比如同性恋。
也正是因为如此，每次政治运动或媒体社评都会用一些引人反感的字眼，比如形容某项政策是个“馊主意”，来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几年前，美国有位政治家把这原理应用到极致，他甚至将竞选传单都喷上了垃圾的臭味。
强烈恐慌
一项针对“恐惧”对政治主张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46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志愿者参与了该实验，就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包括伊拉克战争及死刑执行问题。其中反应较为激烈的则进入实验的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实验人员向志愿者展示了一系列恐怖图片，比如一个脸上趴着蜘蛛、面露惧色的男子。为了测试面对恐惧时人的生理反应，例如皮肤的传导性，他们还突如其来地大声播放一段音频来惊吓志愿者。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中更容易受到惊吓的人，所持有的政治观点更偏右翼。这个结果正好符合当前保守派的增长趋势，随着社会负面新闻的增多，人们变得更加敏感，也更加保守。
引发反感
那么，或许政治家们可以利用这些制造恐慌的言论——强调恐怖主义的危险、经济的不稳定等等，对某些群体产生细微但坚定的影响，并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
政治家们也会利用其他一些潜意识偏见，包括所谓的“消极偏见”（negativity bias）。大量资料显示，“消极偏见”导致人们倾向于记住消极的信息，决策也会很大程度上受负面情绪所控。
克罗尼克的研究结果显示，政治家通过强调对手的缺点，可以有效提高自己的到场投票率。上世纪九十年代，克罗尼克研究了选民对政治家的印象如何影响其到场投票可能性。结果不出所料：如果选民对两位候选人的欣赏程度不相上下，那该选民到场投票的可能性会很小。即便选民能在两位候选人中分出高低，他的投票欲望依旧不高。比起“欣赏”，“厌恶”更能促使选民投出手中的一票。克罗尼克说：“只要在两名候选人中，有一名是让你心生厌恶的，那么你就有投票的动力了。换句话说，只需一名候选人就能激发选民的到场投票欲望。”
恶劣的天气对投票也有影响。（来源：克里斯·韦尔（Chris Ware）/Getty Images图库）
消极情绪下所做的决定反过来对政治家也有克制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事情发展不如意时，选民会无意识地把气出在政治家身上，即便是一件与政治毫无相干的事。
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艾尔·戈尔（Al Gore）与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竞选最能体现选民的这种变化无常。大选前，美国爆发了多次大旱和洪水灾害，惹得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及克里斯托弗·亚琛（Christopher Achen）不禁疑惑：民众是否会将自然灾害怪罪于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呢？彼时一项关于投票与天气变化间的关系的调查，在收集了54个州的数据后，分析得出一个结果：民主党的支持率比往年低了足足3.6个百分点。用研究人员的话来说即是“有二百八十万选民由于所处的州遭到了干旱或洪水的破坏，而把票投给了戈尔的对立党”。
这种报复行径的起因也不仅仅局限于天气，橄榄球比赛结果也会致使选民作出类似的行为。美国一项研究总结分析了44年间的总统选举结果，结果发现一旦大选前10天内有举办大学球赛，那么选民对当前执政党的喜爱程度会大大加深。
如果投票是无意识偏见的结果，那是否意味着投票的真实性有所下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英巴说，“那（如果）我能解释你为什么喜欢冰淇淋，是否意味着你不能再喜欢冰淇淋了呢？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
尽管如此，下次我们投出神圣的一票时，稍加注意一下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也未尝不可。
原文选自：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