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它着眼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恶果，同时也让年轻一代们参与其中，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美国西南地区因干旱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在内华达州（Nevada）和亚利桑那州（Arizona）因各自占有的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份额日益减少而争论不休之时，一旁的加州（California）却虎视眈眈，想将其全部据为己有。在这个“滴水贵如金，同盟逝如沙”的时代，荒漠里的唯一真理就是：想喝水，先流血。
上述有关美国西部大旱灾的说法或许略显夸张，但就目前而言，这种设想还只是虚构的。这是作家保罗·巴斯加卢比（Paolo Bacigalupi）新书《水刃》（The Water Knife）的前导广告。如今，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小说风头正劲，这本书也是其中的新作之一，这类体裁的作品常称为“气候科幻”（climate fiction, cli-fi ），简而言之，就是探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
其实此类概念也并非新鲜事物。19世纪80年代，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他一些小说中就尝试过这类概念，但人为造成气候变化的主题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20世纪60年代，英国作家J.G.巴拉德（J.G. Ballard）开创了世界末日主题的文学创造风潮，比如小说《神秘来风》（The Wind from Nowhere）。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此类主题的小说人气也越来越旺，如今在购物网站亚马逊（Amazon）上搜索“气候科幻”可得到1300多项结果。
步入千禧年之后，气候科幻已由原来科幻小说的分支发展为自成一派的文学体裁。和以往的科幻文学不同，该体裁的故事很少关注人们虚构的科技，或是天边遥远的行星。它重点关注的是地球，审视各类污染、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这类文学体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学课程里，在科技与人文学科和行动主义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让年轻读者们更容易接受环保话题——由此可见，在各种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举措中，文学发挥的作用超乎人们的想象。
现在，气候主题的电视电影在大小荧幕上都渐渐兴起，这对于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大有帮助。去年，在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史诗巨制《星际穿越》（Interstellar）中，美国中西部变成了沙尘暴地区，前途堪忧，人类只好寻找新的星球定居。2014年，电影《雪国列车》（Snowpiercer）里，人们阻止全球变暖的实验失败，导致人类重新进入了冰河纪。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大受欢迎的气候小说三部曲《疯狂的亚当》（MaddAddam）正由HBO电视台改编拍为电视剧，而该频道另一部人气颇高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也有意无意地也会触及了全球变暖的主题。
作家兼环境活动家丹·布鲁姆（Dan Bloom）在2007年左右创造了“cli-fi”（气候科幻）这个词，希望能借此将冗长乏味的“climate fiction”（气候科幻）变得更有吸引力。布鲁姆说道：“我从没定义过，也没想过要去定义一种新文学体裁。”在他看来，他只是想造个朗朗上口的流行语，以提高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度。这项策略很成功，布鲁姆称，2012年，阿特伍德在Twitter上用了这个词，将其介绍给她的50多万粉丝。此后，“气候科幻”一词慢慢站住了脚跟，出版社和书评人也开始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文学种类。从这一方面来看，“气候科幻”的确是一种当代文学现象——诞生之初为一种（通过模仿而传播的）文化基因，而现在则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成长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如今，Twitter上关于气候科幻小说的标签用得很频繁，好读（Goodreads）上有由读者创建的书单，而Facebook上也有一些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就专门推荐适合年轻人阅读的气候科幻小说。
想想当代“气候科幻”的起源，我们便不会对其在高中和大学读者群中渐长的人气感到惊讶。在今年《卫报》（The Guardian）二月的一篇专栏中，“气候科幻”作家萨拉·霍丁（Sarah Holding）撰文称，此类文学体裁“将年轻读者和他们身边环境重新联系起来，让他们看清其中的价值，尤其在当今社会，年轻人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虚拟世界。”环境主题的小说与当今青少年文学里的反乌托邦潮流相辅相成。巴斯加卢比的2013年小说《溺水的城市》（The Drowned Cities）和2011年小说《拆船人》（Ship Breaker）向我们展示了海平面上升是如何改变美国地形的，而萨拉·科洛珊（Sarah Crossan）的2012年作品《呼吸》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一个由穹顶覆盖的城市里，因为那时的氧气，已经是稀有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