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
问题在于，社会结构涵盖诸多方面，人们很难辨清所有可能影响自己地位的因素。多数研究只分析了两代人——父母和孩子，然而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能有赖于家族的多个分支 。例如，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陈德荣（Tak Wing Chan）发现，如果祖父母属于上流阶级，那么孩子从事专业性或管理性工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5倍，因为祖父母可能会支付学费，帮忙照顾孩子，或是动用人脉，为孩子增加工作机会。
英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具有内在的“惰性”吗？（图源：丹·凯特伍德/盖帝图像）
由于这些亲戚关系的影响，社会阶级也许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固化。即使一代人远离了某个阶级，下一代人也会可能被整个家族的关系网扯回来。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说：“预测一个人的未来，不仅要看他的父母，还要看他的叔舅婶姨、祖父母、曾祖父母，这些人都是影响因素。”
克拉克曾经研究过史上一些罕见姓氏的盛行。例如，从1086年完成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可知，有钱的地主多是诺尔曼人后裔，其姓氏包括有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达西（Darcy）、曼德维尔（Mandeville）、蒙哥马利（Montgomery）、内维尔（Neville）、珀西（Percy）、庞查德（Punchard）和塔尔博特（Talbo）等。
克拉克还仔细研究了此后的几百年间，这类姓氏在历史记载中出现的频率。他查阅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国会议员的名单和遗嘱认证记录，因为这些人可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社会流动性很高，那么这些罕见姓氏就会出现得越来越少，因为来自其他社会背景的人会开始担任有声望的职位；如果社会流动性很低，那么这些姓氏出现的频率则大致保持不变。
事实上，克拉克发现长期的社会流动性确实非常低。无论是从下流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还是从上流阶级沦落到中产阶级，都需要历经十代。这一变化速度近似于身高之类的纯粹生理特征的变化速度。最令人吃惊的是，社会流动的速度相当稳定。即便工业革命带来重大变革，大学教育开始推行，该速度也依然保持不变。
一个人的发展不仅受到父母的影响，还取决于其整个社交圈子，这个圈子从亲戚一直延伸到亲戚的朋友。（图源：艾伦·克罗赫斯特/盖帝图像）
如果克拉克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英国社会等级制度具有“惰性”，那么他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值得深思。例如，克拉克研究了美国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 colleges）学生、州立律师协会（the State Bar Associations）律师、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医生的名单。尽管人们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更高，但克拉克发现其变化速度实际上与英国大致相同。瑞典也是如此。虽然财富的总体差异确实有所缩小，但仍然是同样的家族在担任着医生、律师、大学教授之类声望较高的职位。
克拉克的研究方法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其研究结果依据的是残缺不全的历史记载。其次，他考察的是长期社会流动的大趋势，但我们如果能够确切追寻每一个家族里每一条分支的发展轨迹，则可能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此外，克拉克对其研究结果的阐释也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例如，陈德荣认为这完全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他说：“人们置身于社交圈子之中，这个圈子对个人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克拉克则猜想基因也在当中起到了作用。他表示，也许一些家族携带有促使人成功的基因。但很多科学家反对这种基因决定论。
克拉克对他的研究结果作何阐释，姑且不论，但我们可以想想自己今天的社会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素未谋面的先人的影响，这总归是件有趣的事。克拉克说：“即使你不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是谁，他也可以料到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假如克拉克说得没错，那么英国人对社会阶级的热衷并没有过时。一个人无论生活在伦敦、北京、纽约还是斯德哥尔摩，都难以挣脱过往关系的羁绊。
原文选自：BBC
译者：爱新闻 李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