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实中，参与竞选的一些“兄弟”并不都那么自视甚高，但积极分子如泰特和休斯曼仍坚持呼吁减少白人男性参政，因为他们认为白人男性参政数量太多有害于政治进程。
泰特的发言中援引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研究出自胜利基金会（the Victory Fund）和伊格尔顿政治学院的美国女性与政治中心（the 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at the Eagleton Institute of Politics）。泰特指出，往往当有色人种、女性或LGBTQ群体成员自己出钱，政府才会通过解决“种族平等、女性、LGBTQ”问题的议案。
“这里有一个移情效益，”他解释道，如果决策者是有色人种、女性或LGBTQ群体成员，那么他/她们就自然而然能为这些群体谋福利，而白人男性无论心怀多大善意，都无法做到这种程度。
休斯曼说：“此事业重在发挥联盟力。”
“我们需要引起他人注意，”泰特称，“白人需要谈谈白人特权了。”
至今，“你可以不”政治行动委员会尚未作出行动，也尚未抑制白人男性占领竞选空间，因为目前它只筹集到了3000美元。但休斯曼和泰特的宣言进一步证实了W·卡茂·贝尔的观点，即：白人义不容辞，需要解决对有色人种产生影响的问题，无论姿态主动（采取对话或者抗议的形式）或被动（自行退出参选，让位给更适合的人）。
民权积极分子德瑞·麦克森（DeRay Mckesson）最近正积极参选巴尔的摩市市长，我询问他如何看待这种“消极行动主义”（即为了重设政局，白人男子自行退出竞选）。他回应道：“让白人不再参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策略。”
麦克森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你可以不”委员会追求种族、经济和社会平等时，能否做到“里外一致达到井然有序？因为改革不仅要把问题公诸于众，也要让改变趋于制度化，并且当改变制度化时对其施以保护”。
“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争取更广泛的种族权益”，假如麦克森对此持反对意见，那么问题就回到了贝尔曾谈及的重点：白人究竟是否最能制定出为少数族裔谋利益的政策？
“站出来支持种族平等”组织（Showing Up For Racial Justice, 简称为SURJ）至今已成立七年，它信奉美国白人理应平等对待其他族裔美国人。
SURJ的人力资源员工安德鲁·威利斯·加塞斯（Andrew Willis Garcés）说：“我们在2009年建立了这个组织，那时，美国发生了许多起针对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有色政府成员的种族攻击。一群黑人领导人来到SURJ的白人领导人面前说‘我们不想孤军奋战’。”
加塞斯说，18岁的麦克·布朗（Mike Brown）遭弗格森市警察枪击致死后，组织人口“迅速扩大，数千人报名加入我们，而在查尔斯顿枪击案发生后，我们更是拥有了数以万计的成员”。
枪击案发生于2015年查尔斯顿伊曼纽尔非裔卫理公会教派教堂，让SURJ的成员人数激增。加塞斯说，事件过后，当人数增长趋于平稳时，即自2016年初起，SURJ的盈利就开始呈增长趋势。SURJ芝加哥分会报道：“特朗普集会闹大了，多得超乎想象的白人打算作出回应”；加塞斯不夸张地说，“成千上万的人突然冒出来”抗议特朗普的崛起，抗议他以不加掩饰地批评穆斯林、拉丁美洲人和女性作为拉选票的手段。
我问SURJ的区域人力资源负责人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这类抗议是否会更有效，毕竟群众以白人为主，是让白人和白人谈判，而不是按贝尔的说法——让“维护黑人”积极分子和白人谈判。
威廉姆斯回答我：“这就是相当于说‘我明白你的价值观，我们有一样的背景，而这个家伙真的一无是处’……我们越说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越多人的共鸣。”
在这件事中，“白人”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威廉姆斯说：“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都依赖于各自的社区；我们靠邻居保护我们的安全。而被边缘化真真切切是很吓人的事。所以要鼓励人们公开表态。”
如果SURJ是鼓励白人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你可以不”组织就是鼓励白人牺牲自己、为别人谋福利。除了它们，其它组织也许也正默默努力着，运用“白人概念”更广泛地探讨边缘化问题。
涅金·法尔萨德（Negin Farsad）是一位美国穆斯林作家兼积极活动分子，她所著《穆斯林来啦！》（The Muslims are Coming!）一书的宣传预告中描述了几位穆斯林艺人如何探索伊斯兰教背后的文化冲突。其中，刘易斯·布莱克 （Lewis Black），大卫·克洛斯（David Cross），琼·斯图尔特（Jon Stewart）和詹尼安·吉劳法罗（Janeane Garofalo）每人都就同一话题表达了自己的分析与理解。
（顺便一提，法尔萨德即将出版一本书，名为《如何让白人发笑》（How to Make White People Laugh）。）法尔萨德故意在视频中混入了一看就不是穆斯林的白人喜剧演员，她说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让人们说‘嘿，看看这些美国犹太白人，他们在告诉我们：没关系，就算是穆斯林也没什么大不了’。”
毫无疑问，这能给法尔萨德带来好处——许多人认为琼·斯图尔特很有趣，也许就会因为他而想看她的书。但是，我要谈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白人应当主动告知同伴“务必要解决白人与穆斯林的关系问题”。
贝尔假设情况如下：美国白人认识到自己在娱乐界、政治界和社区中的力量，并且使用这一力量做好事。
“这不一定是要否认白人特权，”贝尔说，“白人特权和白人至上主义中存在一种力量，倘若你不用它做好事……你就会用它做坏事。就像克拉克·肯特四处游荡，一直假装自己不是超人。”（注：Clark Kent是超级英雄“超人”在人类世界的名字。）
贝尔认为，白人有时的确该是克拉克·肯特，但在当下，白人更应该是“超人”。他对着不在场、可能有白人特权的白人观众发号施令：“穿上披风和紧身衣！你有力量！为何却不用它！”
最后，不得不承认，“超人”和克拉克·肯特间相辅相成，前者战斗在前线，后者则温顺地甘当替补。上文提及的两种不同主张也是如此，虽方法不同，但表达了一样的含义：人们必须承认存在白人概念及其可能具有的优势，相信它们，并且利用它们实现更广泛的目标。人们必须快速行动，因为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不容有失。
编译：王一羽 编辑：钦君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