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检察官最后告诉我，我们赢下的几率只有15%。因为在那时，强奸意味着我应当作出反抗，但实际我上我没有反抗。
最后我只能选择使用大学的行政惩戒制度。新生在入学注册时，签署了一系列应当遵循的规则。在1990年，上面有一条是，“严禁一切性侵犯行为”。
因此，针对不正当性行为，这所全美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举行了首次听证会。
这场听证会总耗时七小时，在凌晨两点钟结束。作为被告，他也请来了两位法律援助。
他承认，我曾多次告诉他“不要”。他说：“最后她停下来了，我知道我改了她的想法。”
第二天，院长把我叫进办公室，他告诉我应该放轻松。法院已经裁定他应当承当责任，大学剩余的时间，他不会在女生宿舍附近出现。
但他说：“你们两个看上去十分合适，他那么喜欢你，你可以考虑重修旧好。”
我很生气，我想过给全校学生家长写信，告诉他们我的遭遇，告诉他们：“假如你们关心孩子，应该想想怎么保护他们。”
但我给不起邮费，于是我把信寄到当地报社。我告诉他们，一定要登上我的全名，要人们知道我是切实存在的。
接着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刊登了我的信。星星之火，足可燎原。
许多报社、访谈节目制作方打电话邀请我。实际上，我并没想过上节目，但是他们说服我说：“我们也收到那个男生的一面之词，难道你不想为自己辩护吗？”
作为一名白人、中产阶级的一员、基督教徒、成绩优异的学生，当时的我拥有适当的经历，去发起人们的讨论：“女生被男生吸引住，男生给晚餐买单，然后呀，他们回家，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吗？女生还有拒绝的权力吗？”
1990年，凯蒂·凯斯特纳高中毕业
我居然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要知道那周拉吉夫·甘地不幸过世了。
同时，我也受训成为了强暴案的顾问。我发现，学校的某个地点经常发生强暴案件，于是我发动女性进行示威游行，派发宣传单：“你们想加入吗？就在上周，这里就发生了三例强暴案。”
但没有人想听我说话。随后，家庭影院频道计划以我的经历拍摄一部电影，听到这则新闻后，约有2000位学生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指责我在撒谎。对我来说，在校园里宣传变得越来越困难。
让我倍感震惊的是，指责的呼声来自女性。她们会说：“你在贬低我的价值。人们只会因为强暴这事，知道我们学校。”我会反驳：“强暴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问题是出在体系身上。”
在一次访谈节目上，主持人总是问我，为什么我不反抗？为什么我不找其他法子脱身？问题都是诸如此类。却没有问我，“为什么他会觉得，他能和你发生性行为？” 人们指责我损害了女性的利益，让女性看上去软弱不堪。
人们总认为，强奸女性的男人，不可能受过良好教育，不可能家庭富裕，不可能是体育健将。
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我开始去到高中，告诉年轻人我的经历，希望她们不会遭遇同样的经历。我心里就是想着，我不能停下来，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25年。
你应该看看她们的眼泪。她们会拥抱你，给你写小纸条，告诉你她们的秘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每当我说出我的故事，我收获的是其他故事，10个、20个、30个......
我告诉年轻人，他们这一代能够改变旧的观念。她们可以做到，“征求他人同意，绝不是小事一件”，“我必须得到同伴的的尊重”。寻求尊重，征求同意。
我的经历被人们称作“约会强暴”，因为我和他出门吃晚餐了。人们在“强暴”这一个词前面添加了一个形容词，仿佛“强暴”还有真、假之分。
假如你遭受强暴前还饱餐一顿，那还不算差，“至少你吃了一顿好的”，这种说法实在令我震惊。
我并不是说，以下两种情况——在街上遭遇强暴，还幸运活下来；或是和你信任的对象外出遭遇强暴了，而他具备所有白马王子的特质，但一点都不尊重你——哪种看上去会更幸运。
假如我在街上遭遇强暴，那我很可能只害怕陌生人。但假如是你认识的人，那你害怕的会是所有人，因为你不敢信任其他人。
对我来说，强暴本身就是错误的。我并没有给它打分，没有去定义它的概念，也没有干涉任何审判。我只是觉得这是错的，我的经历不应该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译者：吴海彬 编辑：钦君
原文选自：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