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在听闻死讯后便可以一起进行网上哀悼——然而这并没能形成一种对失去变得更为敏感的网络文化。
姐姐劳伦过世后的那天清晨，清冷、孤寂，北美大草原三月中旬的黎明，被灰色的暗光照亮。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从床上挣扎起来。最常规的日常在悲伤袭来后的最初几天变得格外困难——劳伦的死把我的世界撕开了一个大洞，我很清楚，一旦动一下，我就会从那个洞里掉下去。
与此同时，城市另一端，劳伦以前的一位同学听说了她的噩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自从高中毕业后，三年以来她从未联系过劳伦。但是，坏事传千里。这位同学挑了一张可能是唯一一张她俩的合照，然后把它放到了劳伦Facebook的时间线上。她在照片下面写了“愿死者安息”和一些大概是天堂又多了一位天使之类的话。
劳伦的很多好朋友就是通过这张照片得知她已经去世这件事的。而我们，身为她的家人，都还没能来得及打电话把噩耗告知别人。这张最早被公开的照片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应，更多照片涌了过来，很多贴出照片的人其实和劳伦并不是很熟。就好像，整个网络社区觉得需要掺和一下她去世这件事，他们贴出浓情蜜意的帖子，然而他们口中的她并不是真正的她，他们口中的事情也失去了原本的面目。劳伦十分注重个人隐私，没人觉察出她已患病并确诊——患上的是一种罕见的神经性肿瘤。她对社交媒体上那些无聊的奉承和来往并不感兴趣。
网上哀悼这种方式，最近已经成为许多文化评论中的话题，尤其是出现大型事故或是备受瞩目的名人去世之后，比如大卫·鲍威（David Bowie）和王子（Prince）之死。一些人认为，Facebook和Twitter上的点赞为人们流露悲伤打开了一个公共空间，而此前在世俗文化中，这是被限制在私人层面之上的。不过，社交媒体不但没有为公众的悲伤构建一个合适的发泄口，反倒是经常制造出与死亡相关的最大的文化缺陷，换句话说，就是些陈词滥调，帮助那些处在悲剧边缘的人了解事件的经过和结果，但却会掩盖失去亲友这一事实带来的不适和混乱。
社交媒体将通信的速度和舒适度提高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网站并不适合悲伤。设计使然，社交媒体要求整齐划一的结论，并会在网上将悲剧淡化，使那些即使只是模糊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也能一看便懂。Facebook上大部分哀悼劳伦的帖子，下面的评论里都是满满的“希望”之词，看似是避开了可怕的现实，但在我眼里，这些都是孤立又无礼的行为。说什么劳伦从此得以解脱，说什么“一切结果都有相应的起因”，这些说辞隐含的都是赎罪论——这一理论对那些认为人们经历的痛苦毫无价值的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自然，熟知劳伦的人会思考她离去的意义，然后试图将崩坏了的世界重新组装。我的姐姐是个聪明、善良、身体健康的商科学生，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企业家——但因为患上了十分罕见的脑肿瘤而离世。心地善良、身体健康的人一定会拥有美好、健康的人生，这种想法很傻很天真。当他们被剥夺了世间正义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时，原本被众人信奉的人类生命法则便会突然遭到人们的质疑，或者干脆被人们弃为虚幻。
因此，就算是我们误入歧途，急于给毫无意义的悲剧赋予些什么意义，这也是人性使然。苦难都是有意义的，苦难教人成长，这种观点，被很多宗教传统所信奉，也可以在很多伟大小说的主题中找到。研究悲剧和恐怖小说的学者，一直以来都在争论这个问题——人们寻求死亡的象征性意义，是与自己终将死去的现实进行抗争的一种方式，尽管站在一段安全距离之外。从这一点来看，苦难和死亡承担着一种美学特质，人人可以感知，只不过那些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不易感受到而已。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她2003年的作品《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描写了平民看到战争年代逝去的人的照片后的反应，她写道：“我们实际上对战争中的死亡无法想象。”她说，经历过战火的人懂得这一滋味。经历过人生挚爱离世前的最后时光的人，不需要谁去提醒他那段时间体会到的孤独。小说家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把照顾患上脑瘤的女儿临终前感受到的孤独感，类比为住在鱼缸里的孤独感。某种程度上，站在玻璃外的人可以看到里面的人，但处在玻璃内的人，体会到的是一种全然的隔离与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