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在《悲痛与猎头者的愤怒》（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体会他人经历的话题。他在文中通过描写现已消失的割人头习俗，回顾了这些年对菲律宾北部伊隆戈人如何应对失去所进行的研究。尽管他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伊隆戈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详细记载，但直到夫人米歇尔·罗萨尔多（本身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类学家）突然离世，他才最终体会到了何为失去之痛，那是一种产生于创伤性悲伤，可以用猎头来表示的伤痛。他写道，米歇尔去世前，他认为悲痛（grief）和伤心（sadness）是一样的，但“可以肯定，再没有一种个人经历能让我想象到伊隆戈人口的丧亲之痛带来的巨大愤怒”。
西方世界普通人对悲痛的反应在外人眼中似乎同样很奇怪——不过它们通常发生在紧闭的门内，在进入又一个无眠之夜的几小时前，或者深藏在眼前人的脑海中，外表基本看不出来。沉浸在悲伤中的人，其内心世界本质上与此前完全不同。
经历过痛失挚爱的人，很清楚大多数人和刚刚丧失亲人的人接触时，会不知如何处理死亡这一话题，这便是社交媒体可以踏足的领域。面对网上对大卫·鲍威的吊唁，《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梅甘·加伯（Megan Garber）认为，社交媒体为人们表达悲伤以及表达对丧亲家属的支持提供了平台——这是可喜的时光倒流，就像回到了以前那个年代，当时建立的社交准则就是帮助人们应对死亡问题。媒体心理学家乔斯林·德格鲁特（Jocelyn DeGroot）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社交网络能帮助人们理解死亡，并和逝者保持一种联系。然而，哀悼（一种行为）和悲痛（一种内心的情感体验）的区别很明显。社交媒体可能已经为公众哀悼开启了一个空间，但对刚丧亲的家属表示支持（或者至少不要使他们的处境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的礼仪仍需不断发展、完善。
当然，有人认为社交媒体是人们进行哀悼的一种高效媒介——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看，社交媒体的作用也就止步于此了。尝试去明确评估悲伤管理工具的问题在于，悲伤这种感觉本身就很难理解。甚至是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悲伤“五阶段”的捍卫者，在临终前也意识到，把悲伤进行分类其实并没有什么用。或许，和其他的情绪反应相比，悲伤更能重塑个体的性格。
至于我，从劳伦的过世中，我一无所获；从四年的艰难治疗中，她也一无所获。我们只是在失去。她失去了生命，我失去了世界上最爱的那个人。她并没有像网上的颂文里写的那样“离开了”。她是因为液体窒息而死的，中脑被肿瘤压迫导致无法将液体从她的肺部清理干净。她在我的怀里，走的时候并不平静，我尝试帮助她呼吸。虽然她想走得体面些，还是控制不住地不断挣扎；对于活着的我来说，一切变得更为艰难。我并未因此变得坚强；我变得更脆弱了，没有她，我的生命一篇空虚。
考虑到悲伤的复杂性，我们很容易便会听到一些陈词老调。但是，因为故事很精彩，这些故事就变成了悲剧中的主导，不过，同时似乎也是唯一能被接受的部分。当我请求删除一些不妥言论时，我的心中并没有充满理解，而是充满了敌意。有一条这样写道，“我的本意是祝贺劳伦”，就像有好的出发点才最为重要。在我对这个世界最不信任的时候，我很好奇，是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别人的死讯和其他内容一样，可以被人们随意发布——作为一种在繁忙的网络环境里具有辨识性的内容。似乎，人们特意为谈论劳伦的去世开辟了一块空间，但这个空间，我又无法进入。有些事情，似乎不把信息降一级，便不能得到解读；我觉得失去亲人就属于这样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在告诉人们怎样陷入悲伤的心情。我想，不断涌现出来的公共哀悼空间并没有明确的定位，也许网络社区这一问题更值得人们进行一次批判性讨论——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悲伤腾出空间，同时也要体谅那些失去亲人的敏感的人。我的提议很简单：等待。如果去世的不是你最亲近的家庭成员，不要自作主张地上网宣传他们的死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然后根据逝者亲友的态度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听好了。不要以为刚丧亲的家属会感激你从Facebook或Twitter上发来的悼念之词，发个手机短信，或者做些更合礼节的事情，给对方打电话。
如果你在向逝者的朋友和家人表达哀悼之情时感到不舒服，可能是因为你选的地点不适合公开献颂词。你可能不能理解悲伤到底是什么样的，悲伤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同情行为。真正的同情——唯一值得练习的是——要求我们想象自己过着别人的生活，去想象我们自己的大限之日即将来临时的情景。
译者：韩迦祺
编辑：钦君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韩迦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