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当前体制获益的人认为，他们在努力帮助不聪明的人变得更加聪明。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表明，要想实现成功只有两种途径：极大地减少贫困，让学习不好的小孩子进入高强度的早期教育项目。社会科学中，贫困和奋力拼搏的联系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单独讨论消除贫困的解决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考量这些政策对贫困群体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如果早期教育接受得好，贫困出身的孩子能大大克服由于贫困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认知和情感缺陷。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密歇根州伊斯兰提镇（Ypsilanti）的佩里学前教育方案（the Perry Preschool Project）。还有最近的芝加哥教保计划（Educare program）。在这期间还有许多试验项目。早期教育若要做得好，就需要在3岁或更早就开始让孩子接受教育，而且这些早期教育应由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
这些项目，研究质量较高，研究时间也很长，甚至有的长达数十年。但它们却无法持续地提高这些孩子的智商。项目效果的衡量标准是：这些孩子在停止这些高强度教育，入学几年后，智商是否得到提高，达到期望效果——取得更好的成绩，更高的测试分数，工作上取得更高的收入，犯罪率更低，体质更健康。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启智项目和其他早期的公开教育项目一样，几乎都没有达到标准。
为了取代早期教育项目，我们提出了一项更为人熟知的项目来缩小智力差距。该项目为小学初中的学校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信心，每年从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资金高达6070亿美元，但成效甚微。原因是，我们投入得太迟了。如果导致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的原因是认知和情感的缺乏，那么倘若在幼年时没有做好教育，以后的教育成功的机会也很低。
毫无疑问，我们的做法错了。高中生的阅读水平只停留在小学五年级阶段，在国际排位十分落后。我们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去寻找那少数极聪颖的贫困孩子，给予他们额外的教育机会。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像晚间新闻一样，充满友爱的公平机会机制。而剩下的大部分人，才华得不到关注，就像是被忽略的宝石。新闻报道曾谴责某些低等学校在大学先修（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中的差距，似乎真正的问题只是缺乏大学体育和普通话教育而已。
除了避免贫困和尽力提供较好的早期教育，我们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法，来解决平庸人群所面对的这一困境。在教育改革方面投入的资金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用于创造更多的一流职业教育项目（现称为职业技术教育或CTE）。在美国，现在只有1/20 的公立高等学校是全日制的职业技术学校。这些学校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芝加哥普洛塞职业研究院就有一个CTE项目备受好评，尽管每年的名额不到350个，但申请的人数却高达2000人。申请人需经过抽签形式来筛选，但整个过程中，学业测试分数占据了不少比重。更糟糕的是，许多CTE学校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不惜削减对学习相对有困难的学生的资助，而不去削减那些在学校表现和职业前景都已经很好的学生。如果他们能维持对食品管理、办公室行政、卫生技术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升级电脑工具，一切无疑会更好。
我们必须停止嘉奖智力，把社会当作聪明人的舞台。我们应该重新塑造经济、教育甚至文化，更多地关注大部分人的能力和需要，从而兼顾好整个社会。例如，政府应该提供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抵制自动化技术，为智力中庸的人群提供就业岗位。这也同样适用于招聘活动——在招聘时避免歧视低智商人群的做法，如随机剔除智商较低的人。这样做同样可以为雇主带来好处：无论高智商的人能为雇主带来什么利益，智商高都不是成为一个效率高的优秀雇员的必要条件。根据一些研究和商业专家的建议，智商相对中等的人，会更记住自己的缺点，不会将一时的趋势当成永恒，因此较不会一直处于忧心忡忡或自大傲慢的状态中。
英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扬格（Michael Young）在1958年创造了英才教育（meritocracy）这一术语，这正是一个反乌托邦的讽刺。同时，在他想象的世界中，智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谁将会得到繁荣兴旺，谁会失去生机。这一世界可被理解为一个掠夺的、病态的、牵强的世界。然而，在今日，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毫无保留的支持“英才教育”这一构想，甚至把它视为美德。这是错误的。聪明的人有资格最大限度运用他们的天赋，但是他们不能重新塑造这个社会，错把天赋当作人类价值的普遍标尺。
译者：周晓敏
编辑：钦君
原文选自：《大西洋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