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认为宗教意象在现代艺术中已经没有了一席之地，那就想想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创作的两幅绘画——《亚当》和《夏娃》。在棕红色的背景下，纽曼将《圣经》中创造出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刻画在桔红色的立柱上。早期的艺术家，比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也创作了不少关于伊甸园居民的裸体画像，早已成为了一系列鲜明的抽象艺术。而纽曼的创作，不仅仅只是对《创世纪》（Genesis）原封不动的效仿。他的整个“崇高”（sublime）美学理论内蕴着《摩西十诫》，以及上帝将水上下分开而创造天空的故事。纽曼的雕塑作品《残破的方尖碑》（Broken Obelisk）可能是圣殿毁灭或巴比伦衰落的象征。而在他惊人的绘画作品《拜苦路》（The Stations of the Cross）中，他转而用了《新约》（New Testament）中有关耶稣受难日的故事。
巴尼特·纽曼的创作证明，《圣经》仍然能够为现代艺术增添活力。历史长河中，艺术家们各自以大胆的方式解读圣经故事，也不足为奇。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画作《以撒的祭品》（The Sacrifice of Isaac）表明圣经艺术竟能达到如此极端和刺激的地步：画中，亚伯拉罕残忍地将他的儿子以撒摁在祭台上，准备以刀弑子。这场献祭并非出于自愿，画中的以撒一脸惊恐的模样。类似的巨作还有伦勃朗（Rembrandt）的《奉献以撒》（The Sacrifice of Isaac）。作为一幅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绘画，《奉献以撒》充满了悲剧色彩，令人生畏。
一直以来，《圣经》都是非传统性艺术和颠覆性艺术的创作源泉。艺术家阿特米西亚·津迪勒奇（Artemisia Gentileschi）把犹滴（Judith）的故事变得更加饱满。犹滴把敌军的统帅荷罗浮尼（Holofernes）杀死，宣扬女权主义，这比女权主义运动早好几个世纪。桑德罗·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在《圣经》启示录中发现了社会革命的迹象。而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ous Bosch）则颠覆了传统的基督教艺术，使其变得荒诞离奇，令人费解。
由此看来，《圣经》如今仍活跃于艺术领域中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创作这类作品的，不仅仅只有纽曼这样一个现代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创作的神秘画作《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基督》（Christ of Saint John of the Cross）在17世纪的西班牙引起了基督徒大艺术家们的不满。由皮埃·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执导的电影《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被视为最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之一。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去世前短短数日，突发奇思妙想，创作了《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系列画作。
如今，影像艺术家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也在基督教信仰上进行了一次神秘而又深刻的思考。
《圣经》似乎能激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圣经艺术博物馆的闭馆真真是万分可惜。而如果我们仍然矢口否认《圣经》是现代文化的一大创作源泉，这简直就是一大悲剧。
原文选自：卫报
（编译：刘伊文，编辑：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