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种下疑惑
除了给他们种下我们认为真实的错误记忆，我们熟悉的人也会怀疑我们认为可以信任的回忆。英国阿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布特·纳什（Robert Nash）非常清楚这一点。回头想想自家妹妹的毕业典礼，他仍清晰地记得英国新闻广播员特弗雷·麦克唐纳（Trevor McDonald）曾出席活动。“我百分百肯定，”他说。 但当他的毕业典礼来临，他和他父母提到这时，发现他家人不信他所说，忍不住笑了起来。网上的那些研究让他产生更多的困惑。“我越想越觉得那的确不可能。”
尽管他很怀疑，记忆却并未彻底清除，所以“我仍能描述它”。“这是一个“不可信记忆”的例子，它表明了影响我们回忆的第四种社会交往方式——通过质疑，迫使我们承认记忆错误。
纳什认为不可信的记忆是很常见的。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至少四分之一的参与者可以描述出至少一个可疑的令人怀疑的记忆事件。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这些经验的特性，纳什和他的同事最近调查了数百名参与者，发现三种不同的不可信记忆。“典型不可信记忆”有点类似纳什的描述：你有一个生动的回忆，但你现在强烈怀疑那是错误的；和别人讨论时，你会觉得有点怀疑，你会有种感觉这不是真的，但你仍可能捍卫它。第三种是弱不可信记忆。这样的记忆是模糊的，你可能觉得你记住某些东西，但你不清楚详情，以至于你现在怀疑它的存在。
纳什还调查了我们验证以及是否真是的方式。先前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真实感可能取决于这样一种设想：我们的记忆是对的，所以你可能希望人们会通过大量努力来验证这一结论。因此，纳什与他的合伙人要求参与者去想象一下，如果曾经有人对一份宝贵的记忆产生质疑，要求参与者描述一下该如何测试这份记忆的真实性。他们还必须估算一下需付出多少努力。不论是重要的记忆还是琐碎的记忆，无论是很久之前的事还是最近刚发生过的，他发现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参与者倾向于选择更快捷但不太可靠的方式，比如去询问朋友或家人这样简单而又不可靠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检查医疗记录或翻看旧日记找出真相这种更困难的，但更准确的方式。
即便是参与者被告知需要向警方证实自己的记忆，否则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他们还是会采用这种“最省力的原则”。“他们仍然会选择这种简单的方式而不采用可信度高的方式，”他说道。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事实，但“人们从不怀疑他们的记忆，从不认为值得再对此付出努力”。（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就是这样，在构思他的非虚构小说《冷血》时，他声称他的采访中从来不用录音机，而是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回忆。）
纵观所有研究，纳什仍然觉得很难动摇这种信念。“我很清楚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同其他人一样有很多虚假的记忆，但难以改变的是，我仍然很相信我的记忆。即使我们是心理学家，在这点上也跟普通人一样。”不过，纳什确实和普通人不同，如果有人质疑他的记忆，他努力地去接受思想。 “我提醒自己接受这想法，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5. 思维扩展
没有想法就像是个孤岛，尽管别人可能带来的错误信息，但我们的记忆却能因此受益。这种关系就是“思维扩展”的概念：我们越来越发觉得环境在我们的思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更愿意考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考虑诸多外部事实和行动，”赫斯特说道。
美国普渡大学的尼克尔·亚农（Nicole Iannone）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朋友之间的关系。她对人们间的“交叉记忆”非常感兴趣。交叉记忆是一种储存信息、回忆信息的共享系统。你可能经常按着你朋友意见行事，例如，他可能会问你假期想去哪，或者说你可能求助他们去帮助你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为研究这一系统，亚农要求受试者写下诸如“我最好的朋友和我们之间都能记得事”，并且询问了友谊程度。果然，她发现，最真挚、最强大，最信任的友谊似乎是建立在这些相互关联的共享记忆系统之上的。亚农推测我们可以选择将我们的记忆建在我们的友谊之上。如果你知道你朋友点餐的建议，你完全可以选择不用去看菜谱就点餐。“如果你最好的朋友在某方面有很多知识，你就会不再在那方面再研究对吗？”
尽管各方面的社会影响起初可能看起来这是不利的，但就如提取诱发遗忘和传染性的错误记忆同样可能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益处一样，这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来说，促进彼此关系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对过去的共同理解，”赫斯特说道。“我们所拥有的记忆塑造了我们，集体的记忆可能会改变我们。”我们不是自己自传的唯一撰写者，撰写我们记忆的人比想象中要多。
原文选自：BBC
（编译：王芳 编辑：刘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