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爱琴海伊兹密尔湾东南方向60公里Naime的一个寂静村庄里，自称已有106岁高龄的妇女哈提斯（Hatice）正试图回忆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那段岁月。 她穿着破旧的衣服，蜷缩在爬满藤蔓走廊里的长椅上，她的一举一动在酷热的六月显得那么缓慢。 她眯着眼睛看向不远处，说道：“是的，那段记忆中满是鼓声与号角。”对于哈提斯来说，93年前的记忆有些模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还是回想起一些事情。 “阿塔土克放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共和国成立后获得了自由。”
非裔土耳其人几代人都在为融合作出努力
哈提斯为拥有土耳其身份证而感到自豪，但是她的父母却并非如此。她对自己家族的根源知之甚少，只知道她的祖先是19世纪晚期从东非海岸被运到奥斯曼帝国的成千上万的奴隶中的一员。哈提斯对非洲历史遗留几乎一无所知，她只会说土耳其语，并且我向她询问有关家族历史的问题似乎激怒了她，这些问题大多数她都回答不上来。她只能告诉我，她的父母在1924年，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获得了自由，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rk）在新的共和宪法之下建立了公民平等的法律制度。
与许多其他同龄土耳其农村妇女一样，哈提斯也从来没有上过学，16岁就结婚了，并育有九子。在民族主义或者强迫同化少数民族的国家，黑人妇女的生活尤为艰难，而哈提斯虽为自由身，但处境跟黑人妇女一样困难。 哈提斯告诉我，“我的父亲在获得自由后，自己找了几头牛和一小块土地。后来，他被土匪杀害了。我们设法活了下来。” 尽管土耳其居住着许多少数族裔及宗教团体，非裔土耳其人社区的成员很快吸引到来自大城市的关注，特别是在近来难民危机凸显的情况下，他们经常被误认为是那些试图进入欧洲的厄立特里亚或索马里难民。 尽管有人估计非裔土耳其人的数量可达10万人之多，但是，相对而言，这个团体仍不为人所知，特别是爱琴海以外的地区。18世纪，很多奴隶家庭成员被送往靠近士麦那港（今伊兹密尔）地区附近的棉花产地工作，或者被重新分配到的原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方。
哈提斯她的儿子
埃萨特（Esat）是哈提斯的儿子，当谈到关于融合的话题时，他显得十分兴奋。在走廊的阴凉处，他打开了一本相簿，里面尽是他年轻时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服兵役的照片，也有在海边旅馆工作时期的照片。他是这些照片中唯一的一位黑人。 他说：“我有许多朋友，是的，一些会开我的玩笑，叫我阿拉伯人，但并没有什么恶意。” 埃萨特非常想要找到归属感，这使得他低估了我从其他非裔土耳其群体成员中，特别是伊兹密尔的群体中听到的那种偏见。在大城市中，他们称自己代表大多数，而在乡村，他们却被当作群体的一部分被接受，这其中包含很大的讽刺意味。 埃萨特坚持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土耳其生活，多样性是如此美丽。如果一座花园里都没有不同的花草树木，它还会漂亮吗？不会！如果有人抱有种族主义，这只会意味着他们是无知的人。我根本不会在意他们。我是一个土耳其人，就是这样。” 而埃萨特的弟弟奥尔罕（Orhan）对自己家庭的与众不同感受非常强烈。 “不会讲我们曾祖父母说的非洲语对我们而言就是耻辱。土耳其的每一个少数族裔都有自己的语言，库尔德人有库尔德语，扎扎人有扎扎其语，拉兹人有拉兹语。但是我们只有土耳其语，而且我们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