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的艺术作品并不都像莫奈画笔下的花园那般充满阳光的气息。那是段充斥着焦虑和颓废的时光，艺术家们用令人不安的作品来表达这种焦虑和颓废。费松•居内尔（Fisun Güner）如是写道。
当我们说起十九世纪末的艺术，浮现在脑海里的是什么？当然得是莫奈（Monet）和印象主义了。也许还有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的红磨坊。当然也少不了后印象派：塞尚（Cézanne）及其画笔下身材伟岸的玩纸牌者或是巍然庄严圣维多克山；高更（Gauguin）和塔希提天堂；或是梵·高（Van Gogh）最后一幅美丽的风景（他在即将跨入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去世了）。
但是说起最能刻画十九世纪末特征的艺术，尤其是在最后十年，人们情绪有所变化，趋向阴暗，我们能想到的艺术充斥着焦虑、戏剧性和不安、严重疏离感。这与莫奈画笔下的阳光灿烂的吉维尼小镇花园相差甚远。
我们用最出名的蒙克（Munch）的《呐喊》来举例，这幅画的初稿是这位处于困顿中的挪威画家在1893年完成的。此外，他对女性有各种描写，将她们刻画成吸血鬼，从无措的男人身上纾解性欲。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年轻的怪才画家，英国插画家和版画家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他笔下刻画的性感、婀娜的荡妇——能够迷惑和摧毁任何男人的异国情调美人。作为性欲和邪恶的象征，这一荡妇形象自然而然成为十九世纪末的“吉祥物”，跟花花公子（摆脱道德礼教束缚的唯美主义者）一样，成为当时的标志。
接下来的这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目前正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才华横溢的比利时画家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他的作品色彩丰富，具有鲁本斯（佛兰德斯画家）绘画特征，但作品主题却是阴暗讽刺的：头骨、骷髅和可怕的面具都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
同时期的比利时画家莱昂·斯皮利亚艾尔（Léon Spilliaert）没有他那么出名，但同样有才华。在他的自画像中，瘦弱、心神不宁的主角凄凉地凝视着画外的人，画家将他自己刻画成怪异的、像死尸一般苍白的形象，被禁锢在阴郁、沉重的画作当中——斯皮利亚艾尔的作品也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作为恩索尔的作品的补充。恩索尔与他同时期但比他年长，也住在奥斯坦德。
说回高更，在某些程度上，他可谓是十九世纪末这些不安的艺术的领军人物。高更的作品画的是他身边的日常世界，但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素材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使他的作品迸发无限魅力——而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s）的作品也是现实跟想象的结合。
艺术的背后
恩索尔成长于一间古玩店，古玩店位于奥斯坦德沿海的一个寒冷小镇，在那里他母亲向游客出售一些小饰品、服装和怪诞的狂欢节面具。一开始恩索尔的画作是散漫的印象主义风格，但是他保留了这些面具作为童年回忆，并将它们画到画作中。他最喜欢的主题变成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脸上戴的面具，画里僵化的面孔眼神挑逗，可怖的面具占据了整幅画。对恩索尔来说这些道具为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提供了完美的隐喻。
他在1890年完成的一幅画《阴谋》（The Intrigue），成为了皇家学院展览的重头展品，画里画的是参加婚礼的一群几乎没有正常人脸的怪人，年老的新娘以及长相可怖的戴着高顶大礼帽的新郎和怪异的反相的家庭，结婚仪式中体现了基督教教义。
在更早一年画成的自画像里，我们发现年轻的恩索尔戴着饰有羽毛的、精巧的帽子，这让他的外表稍微有点可笑。他被一大堆可怖的面具包围着，严肃直白地盯着画外的人看。他是因为某些未知的罪名在控诉我们吗？还是只是单纯请求我们见证他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