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运作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仅会对市场环境产生良好的影响，而且对成熟市场经济的运行也同样至关重要。而金融业的一些有害行为正在啃噬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侵蚀着公众信任。只有找出这些行为背后的诱因和共性、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改革金融业现有体制，使金融机构能够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实现最好平衡，才能有效地阻止犯罪分子滥用金融服务体系现象的发生，保护金融业免受未来危机。
在《资本犯罪：金融业如何滋生犯罪》这本书中，史蒂芬通过对一系列不同的上游犯罪类型进行考察，向读者展示了犯罪分子如何在金融机构的帮助下犯罪和洗钱获得巨额财富，并且阐释了这些犯罪活动对银行甚至对所在区域的司法机构产生的巨大影响。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达到两个目的：警示金融服务行业，使其采取更有效的预防犯罪的措施；帮助政府更好地支持金融业的发展。
第1章 金融业的有害行为
风险是银行业的同义词。每一笔贷款、每一项再融资协议都是由银行执行的一次风险管理操作，而这些操作都基于这样的共识：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不承担风险和承担过度风险同样危险。
近年来，关于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事实和由此引起的后果被不断推到聚光灯下——理应如此。正如2008 年金融危机所揭示的那样，大型银行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市场、政府之间的互联互通，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因为承担过度风险而陷入瘫痪。然而，这些金融机构被视为“大而不倒”，也就是说，它们的崩溃可能不仅会为自己的客户带来灾难，而且还会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以及依附于该体系的一切卷入灾难。
然而，银行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对于全球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是有必要的：首先，企业的启动和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银行贷款是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次，就个人而言，购买住房、积存收入以备养老都需要银行，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投资银行债券获得收益；再次，国库也能从银行盈利的税收中获益（至少在国库不必拨付资金帮助银行摆脱困境的情况下）。总之，公众的利益驱使银行承担风险，但却因银行不能承担过度的风险而最终让纳税人买单。
意识到银行行为中的社会利益，就能解释为什么公众利益让金融机构承管理风险。在2008 年之前，我一度认为金融服务机构的一些行为有违公众利益，并非只是因为其一贯都采用不恰当的风险承担方法。其中两个非常重要却被忽视的原因最终均指向了过度承担风险：银行业在洗钱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银行在直接滋生犯罪行业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自2008 年以来，过度承担风险和其他一些破坏性的活动，如不当销售、利率/ 汇率操纵等，经常会登上新闻头条；相反，关于金融机构洗黑钱以及相关的滋生犯罪等活动却并未被特别关注。此外，人们很少意识到潜藏在所有这些不当行为背后的共同原因，而这个原因对转变公众态度和改革至关重要。
金融机构参与洗钱和滋生犯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大弊病。因为有了金融机构，世界范围内的毒品交易、人口贩卖、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恐怖主义等活动才有了可能。洗钱和滋生犯罪使得数百万普通大众蒙受苦难，而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并且获得了丰厚的不法收益。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银行在整个过程中是无意识的（不排除少数监守自盗的）。如果大多数人得知他们的银行被不法分子滥用，肯定会感到震惊。事实上，这种对金融机构的滥用在更大程度上起因于部分银行的玩忽职守，而非政策性失误导致的洗钱和犯罪。然而，不论原因如何，最终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
从广义上讲，本书并非谈论如何“定位”金融业。相反，它试图提出三个观点：第一，金融机构不计后果地承担过度风险、做出各种形式的有害行为、参与洗钱和滋生犯罪有多重原因；第二，在对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作出回应之前，政策制定者和银行家们需要研究所有的相关原因，尤其是那些最鲁莽的无视法律的行为，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第三，传统的洗钱模式是有缺陷的，而金融业仍以此为基础来预防金融犯罪，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本应该发现并阻止洗钱和滋生犯罪，却放任其发生并带来恶果，究其原因，就是金融机构一直在错误的方向设防。本书适时提出了他们需要的新型模式。
金融业就像一个病人，症状表现为过度承担风险、操纵汇率/ 利率、违反法律不当销售金融产品、洗钱以及滋生犯罪。本章对所有这些症状都做了大致的介绍，其中洗钱和滋生犯罪是植根于这个行业最致命的毒瘤，也是本书主要探讨的内容。
过度承担风险
众所周知，金融业过度承担风险是促成2008 年金融危机的诸多因素中的关键一个。2011 年，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数百万份文档资料和不计其数的采访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贷款、监管失败、信用评级虚高以及一些金融投资机构设计的高风险却低品质的金融产品。整篇报告有639 页，提及“风险”这个词1 200 余次。风险对于此次危机的促成作用可见一斑。
雷曼兄弟倒闭以及英国政府救助北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等一系列事件都是银行业过度承担风险的结果。尽管受到了与西方的资本赤字不对等和新兴市场盈余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次危机的实质仍是一场资本的角逐，是资本的无序流动以及大规模的风险承担。银行的资本杠杆基础如此之高，以至于其标的资产的细微变动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08 年9 月15 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见第11 章）时，其杠杆率高得令人咋舌，而且它的资产价值暴跌，其他银行也紧随其后。雷曼兄弟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07 年年底之前，其杠杆率为30.7：1。这个比率在之前的几年持续攀升——2006 年为26.2：1，2005 年为24.4：1， 2004 年23.9：1——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银行处于经营险境，尤其是在与住房相关的市场中，因为存在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对外行而言， 一揽子抵押贷款、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CDO）、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 CDS）等专业术语似乎很难理解。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自助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术语，其所涉及的产品是相对容易理解的。而在2008 年之前，多家涉及该类业务的银行进行了一场豪赌，赌注为拥有房产的业主们是否会偿还他们的房屋贷款。
金融危机使债务抵押债券臭名昭著。2013 年，著名导演马丁·斯克塞斯（Martin Scorsese）在他的电影《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中对此也有所提及。其背后隐藏的原理非常简单：债务抵押债券是指以某些可以交易的债务为抵押的有资产担保的证券。在债务抵押债券中，投资人和债券所有者有权收取偿还指定证券相关贷款所产生的收入。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银行将一定金额的货币借贷给借款人，然后以债务抵押债券的形式将回收贷款的权利出售给第三方。通过债务抵押债券，提供贷款的银行已经释放了贷款的压力，所以他们对贷款是否能收回毫不在意。其结果就是他们无所顾忌地乱放贷，甚至不惜将贷款贷给那些毫无偿还能力的借款人（称为“次贷”）。这种体系刺激银行极力将尽可能多的款项借贷给尽可能多的借款者，而毫不关心这些贷款是否能收回。
银行认识到债务抵押债券是一个积极且持续的市场，他们欲罢不能地加入出售和购买债务抵押债券的行动中， 甚至那些从事债务抵押债券发行和销售的银行也参与到从其他出借人处购买债务抵押债券的游戏中。他们如此愉快地参与其中，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个传递定时炸弹的游戏。信用违约掉期是债务抵押债券的一种补充形式。信用违约掉期类似于保险合同，凭借它，在标的贷款无法被偿还的情况下，债务抵押债券的卖方会被迫对买方给予补偿。债务抵押债券的投资人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以对抗由作为债务抵押贷款支柱的住房贷款无法被按期偿还而带来的风险。投机者（包括银行）对标的贷款并不关心，他们开始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去赌那些贷款是否能被偿还。
多家银行设计并售卖债务抵押债券产品只是为了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对赌赔偿。他们假定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而事实往往就是如此。事实上，银行正在发行和销售证券，并且可以通过押注它们毫无用处而获益。当美国的房产泡沫破裂，这场欢宴戛然而止，而信用违约掉期的售卖方还处于宿醉而无法自省。在某些情况下，其中受影响最大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其下属公司或是申请破产，或是申请了政府救助。简而言之，这些产品的不择手段导致国家赤字大规模增加，并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你或许很想知道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是如何适应伦敦高街的银行格局的？答案是：他们与从储户手里贷款、然后借钱给房产所有者的传统模式没什么关系。但是，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这些由疯子接管的外来投资银行业务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正如十年前，巴林银行没有人肯屈尊询问尼
克·李森（Nick Leeson）是如何在新加坡之外赚取巨额利润一样，现在的银行董事和风险部门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包括参与起草法律文件的律师以及进行审计的会计师，都对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等一连串的活动丧失了理智，他们根本不去理会是否有合理的逻辑依据作为支撑。然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联邦检察官和州检察长称，在金融危机期间，该银行两个部门蓄意曲解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其他金融产品，这对投资者和美国政府造成了危害。2014 年8 月，美国银行同意为该指控支付166 亿美元的罚款，以进行民事和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对此类事件开出的最大罚单。
如果你认为金融机构长期看不到他们系统中的缺陷，从而为风险承担提供了滋生犯罪的温床，没有人会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雷曼兄弟破产仅仅四年后，摩根大通银行在因涉及信用违约掉期的不良交易中损失数十亿美元后，被指控监管缺失、风控不到位。前银行员工布鲁诺·伊克希尔（Bruno Iksil）（绰号“伦敦鲸”）正处于风暴中心。他刚得到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职位，并且对金融机构或个体能否偿还贷款进行了一系列的押注。在损失明朗之前，摩根大通银行的CEO 杰米·戴蒙（Jamie Dimon）认为此事是小题大做，而未给予关注。当发现这些交易引起的损失高达60 亿美元时，他不得不回过头来调查此事。戴蒙本应在2008 年金融危机前期就重视此事，但是当时他认为银行关于投资证券组合的策略是有瑕疵的、复杂的、评审不合规的、执行不够的、监管缺失的。这发生在雷曼兄弟破产四年后，此时正处于一个后见之明的环境中，但波动和风险仍在阔步前行。
截至2013 年9 月，监管部门因“伦敦鲸”的交易事件而收到的罚款已达9.2 亿美元。在所有计划中，人们很少想到，其实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该银行在2012 年公布的213 亿美元净利润的5%。从某种程度上讲，戴蒙的离开也是相对幸运的：虽然在2012 年他的限制性股票减少了54% 至1 000 万美元，这让他看起来像是遇到了财务挫折，但是2013 年，这个数字迅速飙升至1 850万美元。与其固定薪酬相加后，该数字在之前的几年中一直在1 500 万美元上下浮动。
利率操控
除了过度承担风险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做法也在啃噬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侵蚀着公众信任，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基准利率被操控。
从表面看，你可能看不出这与洗钱和滋生犯罪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重新聚焦于产生这些操作的背景时，他们之间的联系就一目了然了。
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银行操控关键市场汇率伦敦同业拆借利率（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LIBOR），即使欧洲银行间欧元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和东京同业拆借利率（Tibor）已经因被操纵而陷入了困境。LIBOR 创建于20 世纪80 年代，是通过各银行每日提交的利息计算得出的一项基准利率，在伦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为了从其他银行借款，需要提交各自现行的实际利率或者即将执行的新利率，期间须每日回答以下问题：你可以在何种利率下拆借资金？你是否会在上午11 点之前（11 点被认为是伦敦交易所每日最活跃的时段）提出要求，并接受同业在合理的市场价格下报出的利率？银行提交的利率都是经过“修剪的”，其中最高的和最低的利率在提交前都已被剔除，只剩下平均水平的利率。每天上午11：45 公布的LIBOR 也并非银行间实际执行的拆借利率，它可以被视为市场的风向标：如果银行对市场保持乐观态度，他们会选择报低利率；如果银行看空市场，他们就会报出一个相对较高的利率。关键是，抵押贷款和学生贷款一般都以LIBOR 作为参考利率，并参照贷款和价值超过300 万亿美元的金融合同。因此，任何对利率的操控都会对市场造成损害，并对无数的消费者产生影响。
《资本犯罪：金融业为何容易滋生犯罪》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