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面对殃及多人的问题时，我们的同理心仅仅是保持沉默，这已经足够糟糕了，而实际情况比这要严重得多。它会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一个个体身上，而不去关注其余的大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和个人都更关注一个困在井里的小女孩，而不是那些会影响上百万人甚至几十亿人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几个人遭受不幸后产生的愤慨会导致一系列的行为，比如发起战争，从而给更多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面对统计数据，而非特定的个体时，我们的同理心尤其不灵敏。想像一下，一针错误使用的疫苗导致了可爱的八岁女孩瑞贝卡·史密斯突发恶疾。看着她遭受的苦难，听着听她和她家里人的声音，你的同理心便开始流动，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假设这种疫苗停止使用，就会有12个孩子不幸死亡。可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同理心便失灵了——你怎么可能对几个抽象的统计数据产生共鸣呢？你能切身感受到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孩子的遭遇，而不是一个未知的、不精确的“更多孩子”的死亡数据。
1987年，谋杀嫌疑人威利·霍顿从马萨诸塞州的东北惩教中心获得准假释放。准假期间，霍顿攻击并捆绑了一名男子，之后强奸了他的未婚妻。因此，对当时的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来说，犯人准假制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后来，这一点被其对手用作攻击的武器，他没能赢得总统竞选。
但是，准假制度实际上却可以降低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当时的一份报告称，在准假制度实施后的十五年里，马萨诸塞州犯人的重犯率大大下降。比起那些未被准假的囚犯，在刑满释放前获得准假的犯人出狱后再犯罪的情况减少了很多。世界变得越发美好了——准假制度实施期间，杀人犯减少了，强奸犯也减少了。但是，我们对霍顿案中的受害者产生了同理心，而对那些因为准假制度而幸免于奸污、骚扰和杀害的人却不会产生任何感情。
问题不在于这个制度本身——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接触时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关键不在同理心，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能力，比如自制力、智慧和我们内心对他人的怜悯。实际上，那些同理心极强的人可能会困于他人的痛苦之中。如果你沉溺于他人的痛苦，从长远来看，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人。因为长痛不如短痛。好的父母，为了孩子未来的幸福着想，会让他们去做一些事，或者不让他们做某些事，而这些通常会带来短时间内的不快：比如做作业、吃蔬菜、早睡早起、打疫苗和看牙医。为了他们好，让他们承受暂时的痛苦，这是出于父母的爱、智慧和怜悯之心。但是，这些依然可能会被父母的同理心打败。
我担心本文会给读者留下我反对同理心的印象。好吧，我确实反对——不过只是在道德的范围之内。即便如此，我不否认同理心确实会有一些积极的影响。它会唤起人们对他人的善意，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关心的是，当同理心的不良影响超过了积极影响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作出更好的选择。
原文选自：ideas.ted.com
译者：魏千菡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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