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
经过数月的访问、谈话以及零散的拍摄，我们终于到了收获阶段。我已经习惯了这家医院，也习惯于和患者谈话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真的很健谈。有个患者给我看他自残留下的伤疤，他曾多次想割断自己的喉咙。“都说布罗德莫里全是魔鬼。实际上，有些人也许很暴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坏人，因为有时他并不是故意的。” 他告诉我，来布罗德莫之前，他的暴力程度已经达到了要被关在监狱禁闭室的级别。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去同情他，更没法喜欢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虐待和掠夺，后来我慢慢发现，这里的其他患者也是如此。对这些人的治疗多是药物和心理治疗相结合。心理治疗可以是一对一的，也可以是小组式的，帮助他们进行情绪化的言语表达。
2014年3月
我现在每周拍摄好几天。摄制组只有我们俩，摄像师和我。我们身边总跟着联络部门派来保障我们安全的人。没有我想要的自由，也没有拍摄该有的自由——这是个悲惨而又神秘的地方，他们不习惯摄制组。只有那些具有沟通能力、同意拍摄的患者才能参与拍摄。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愿意露脸，医院还是坚持让我们打马赛克。
我听到了很多故事，从自称黑手党老大到处打人的，到承认自己有恋童癖的；从被幻听的“声音”指挥着去实施暴力的，到坚持自己没做错事的。一个患者告诉我，那个幻听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被魔鬼附身了。我渐渐理解了患者们的精神状况，回到正常生活里，我也能在街上感觉到周围那些精神异常的人。那是一种不踏实的感觉，甚至会让人做奇怪的噩梦。
2014年4月
我们正在拍摄一位患者。他想让我做他的绘画经纪人，因为他想挣些外快。不像其他患者被药物的副作用搞得发胖，他瘦长而结实。他是“二进宫”，五十多岁了，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被关在各种地方。他的心理医生断定他需要药物治疗，可他不想用药，工作人员不得不进行强制注射。他藏在我身后试图躲避他们，但工作人员让我们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他告诉了我们发生的一切。他想让把他的遭遇录下来，做成一个案子，好去高院状告医院。后来，我和他的心理医生谈起时，他又说没有什么高院的案子……
2014年5月
很烦——我们来拍摄患者的时候，总被告知患者情况太糟糕不能见我们。他们当然糟糕，不然怎会住院。
2014年6月-7月
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申请进入重症病房拍摄，但医院不同意。他们对患者有监护职责，禁止我们拍摄没有民事能力的患者，而且我们也无法向他们保证会隐瞒患者的身份。如果不提及身份，又怎么能在纪录片里完整地呈现布罗德莫的生活呢？
2014年7月11日
最后，我们获准了进入克兰菲尔德（Cranfield）重症监护病房，但院方要求镜头只能对着工作人员拍摄。这个病房不同寻常，只有九名患者住在这里。他们是这所医院里最严重的患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实施过最恶劣的罪行。我们看到这里的病人精神很不稳定，空气中弥漫着威胁的味道。他们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空旷的走廊回荡着他们的喊声和哭叫。有人一直在大笑，还有人在撞门。房间很大，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这些人出房间的时间很短，而且要有多达六名工作人员看护，看起来就像“押送”——左右各有一名护士抓着胳膊，一名护士在前面倒着走，随时警告可能发生的威胁，还有几名护士跟在他们前后。判断患者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工作人员怎么给他们送饭——有些人的饭通过小窗口送进去，有些人则可以短暂开门送饭。
2014年8月-10月
我和编辑吉米·海伊一起制片，商量怎么处理医院要求的限制条件。布罗德莫的很多员工每天都在和这个国家里最失常的人打交道，我收集的材料就是他们献身精神的最好证明。很多人以为进了布罗德莫就再也出不来了，但的确有患者最终能够康复，离开那里前往监控等级较低的环境，甚至还有一些人能重返社会。
原文选自：Radio Times
译者：smartypants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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