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年，我发现华盛顿的二手书店是介绍中国的丛书藏宝地。前不久我路过杜邦环岛附近的几条街道时，旁边二手书店中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眼球，书名为《我的任务》（Assignment China），作者是朱莉安•舒曼（Julian Schuman），这本书出版于1956年。
舒曼是名资深新闻工作者。1947年，他首次来到中国，先后在《 The China Press》、ABC和《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工作，当时与著名记者比尔•鲍威尔共事。两人返回美国时恰逢麦卡锡时代，双双遭到迫害。
多年之后，舒曼加入《中国日报》，在该报1981年6月1日正式成立之前一直是它的创始成员。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中国日报》北京总部的一名年轻记者，虽然从没有机会与舒曼说说话，但我曾见过他在体育版块埋头工作的身影。
舒曼在《我的任务》一书记录了1949年革命后观察中国的一手资料，对我老家上海的描述尤为详实。
在华盛顿的二手书店里，与舒曼这样的中国通邂逅是一件令人愉悦和惊喜的事情，而类似的中国通还有很多。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还发现了1938年再版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埃德加•斯诺，他是我儿时听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华友好的美国人之一。
亚当斯•摩根地区的休闲书屋（Idle Time Books）拥有读书人梦幻般的的收藏。我最近几次逛书店时，偶遇了杰罗姆•科恩1968年出版的《1949年-1963年：中国刑事犯罪分析》一书。
科恩是中国法律制度研究的领军学者，现任纽约大学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美籍中国通。对他的几次采访下来，我了解了他的传奇人生。科恩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法律体系，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没有一点往来。
科恩著作正下方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淡灰色精装书，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该书于1934年在先锋出版社出版，由于年代久远而呈现出一种黯然的深褐色，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新挖掘出来的宝藏。
我还发现了《新闻周刊》上对发生于1967年1月30日事件的一篇报道，当时中国耗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休闲书屋坐落在第十八街的西北处，附近有许多酒吧和餐馆，但这里提供的是精神食粮。书店外的几个箱子里和书架上还有很多为藏书家准备的书籍，有些免费，有些只收1-3美元。
和纽约的斯特兰德书店一样，国会山书屋也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大旅游景点。满墙、满屋子的二手书等着读书爱好者来探索，有些是初版，也有些是孤本。事实上，就连二楼的洗手间里都摆着书。
美国书商协会指出，其会员数量连续七年不断增长，这是判断独立书店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指标。2016年，书籍整体销量比2015年高出将近5个百分点。
华盛顿二手书店在过去数年里经历了一场崛起，在此及许多美国城市发生的这种奇迹是中国城市需要借鉴的榜样，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铁网络迅速蔓延的同时也要充实自身的文化氛围。
电子书和网购盛行的时代也是实体书店的一段艰难时期。我自己近几年也买过多本Kindle版图书，但实体书虽不便携带，却能给人一种亲近感。这种感觉在二手书店尤其真实，这里的许多版书都是几十年前的印刷本，此前人们还不曾料到某一天会出现类似Kindle的掌上阅读器。这些外观泛黄、页面易损的纸质书会将读者带入到对往昔时光的怀念中。
关于作者：陈卫华，中国日报美国分社副主编。
注：本文原文为英文，译文未经作者审定。
原文选自：中国日报网
（编译：谢建雯，编辑：王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