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鉴的仿古艺术理念
清初王时敏和王鉴都直接受教于董其昌，接受他的复古思想和“南北宗”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进一步将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绘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达到“集古之大成，自出机杼”的境界。王鉴曾论道：“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锺、王，舍此则为外道。唯元季大家正脉相传，近代自文、沈、思翁之后，几作广陵散矣。”(王鉴《染香庵画跋》)又康熙元年(1662)作《仿古山水册》，自题：“宋、元大家皆从右丞正脉，故南宗独盛，然知之者不易。”视南宗为山水画正脉，推许董其昌为南宗画家的最后大家。王鉴在康熙三年(1664)作《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中自题道：“画道自文(征明)、沈(周)、董宗伯后，几作广陵散矣。近时学者独盛于疁，然所师不过李(流芳)、程(嘉燧)两先生耳。余此册仿宋元诸家，虽未能梦见古人，聊用取法乎上之意。”他对董其昌以后画道的衰微颇为担忧，并对李流芳、程嘉燧等仅得文人画逸笔草草之意而未能深究宋元文人画精髓的风尚表示不满，这也促使他坚持要走将南宗画脉传承发扬的创作道路。
王鉴在明末曾任廉州知府，后因反对“开采”(借开矿之名索取珍珠)之恶政而获罪，幸得有交谊的大司马刘半芳为之说情，才免于牢狱之灾，落得个罢官归里的结果。故他对仕途已心灰意冷。清移明祚后，他也不愿出仕新朝，而潜心于画艺，勤学精进，终成一代大家。张学曾题王鉴顺治十三年(1656)作《仿王蒙山水轴》(故宫博物院藏)，道：“廉州罢郡亦强壮之年，顾盼林泉，肆力画苑，笔墨之妙，海内推为冠冕矣。”
王鉴能够遍学宋元名家，取精抉髓，深切领悟，也因有着良好的客观条件。
他出身仕宦名门，家藏诸多古画，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弇州(王世贞)鉴藏名迹，金题玉躞，不减南面百城；鉴披览既久，神融心会，领略为声，其砥笔和墨，盖有源流矣。”根据他画上的题跋，可知家藏名画为数不少，虽然有些名迹后来流出，但他经常揣摩，成为其吸取古法的重要资源。据记他家藏的古画名迹有：赵仲穆《溪山渔隐》，梅道人《水竹山居》，刘珏仿梅花道人《夏山欲雨图》等。他在董其昌家中观赏到的名画即有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董源《山水卷》，梅道人《关山秋霁图》等。他和同里王时敏相交密切，于王时敏家中更是观赏到许多名迹，如梅道人《烟江叠嶂图》、黄子久《陡壑密林图》等。此外他在北京和游览苏州、杭州、南京等地时，结交名公贵宦，如吴伟业、张学曾、孙承泽、钱谦益、曹溶、龚鼎孳等，见到不少古画，据记载与自题中，就有董源《潇湘图卷》、《溪山图》和《溪山萧寺图》，巨然《溪山长卷》，范宽《峰峦叠秀图》，江贯道《山水轴》，燕文贵《山水》，赵孟頫《水村图卷》和《九夏松风图》，黄公望《浮岚暖翠图》和《陡壑密林图》，王蒙《云壑松阴图》和《南村草堂图》，吴镇《溪山无尽图》等。他曾在康熙元年(1662)作《临宋元山水册》十二开，后题跋中谓：王时敏“曾将所藏宋元大家真迹属华亭故友陈明卿(廉)缩成一册，出入携带，以为卧游。余今岁偶来南翔，谛交文庶社长，见其丰神超迈，雅善丹青，深得古人三昧，余因复临陈本赠之，枕中之秘，不敢独擅”。图册中包括董源、赵千里、赵孟頫、元四家、陈惟允、董其昌等名家之迹。从他临陈廉缩本中，可见他对古画取资之广和临摹功力之深。
王鉴所览古画众多，浸染甚深，摹古仿古范围主要是董其昌提出的“南宗”画家。他自幼学习董源、巨然，后得到董其昌指导，倾心于元四家。他与王时敏相较，王时敏也以董、巨、元四家为归，然更专注于黄公望，一生追慕不已，而王鉴师法的范围更为宽泛，他还师法北宋李成、范宽、江贯道、燕文贵、惠崇、米芾等家，又涉及元代赵孟頫、高克恭、赵仲穆、陈惟允、马琬、赵原等家。王鉴另一个突出成就，即在青绿山水方面能融合赵孟頫、赵令穰、赵伯驹等家，建立既高华艳冶又浑厚苍劲的青绿山水风格，正如王翚题王鉴顺治十六年(1659)作《仿赵孟頫九夏松风图轴》中说：“此仿赵文敏《九夏松风图》，设色幽秀，神韵超越，兼得北宋高贤三昧。”大加赞赏，石谷后来于青绿山水一门颇有造诣，也是与其师王鉴的指授分不开的。王鉴偶尔也仿北宗画家，如萧照、赵伯驹等，笔墨稍为坚劲峭拔，但皴染之浑厚和墨色之滋润，仍为董、巨之根基。从风格面貌来看，他比王时敏来得丰富多姿。
王鉴于古代大家的艺术有着深切的领悟，能把握各家在图式、丘壑、笔墨、意韵等方面的主要特征，加以提炼，形成规范化的形式外象和表现语言，达到不求形似、妙得神髓的境地。如他在顺治十七年(1660)为穆如作《仿黄公望缩本册》中，分析元四家的艺术道：“元季大家皆宗董、巨，各有所得，自成一家。梅道人得其势，王叔明得其厚，倪元镇得其韵，黄子久得其神。然子久风格尤妙，真迹亦不易见，惟华亭董文敏及吾娄王奉常收藏，一一如天球拱璧，余何幸皆得纵观。”他有幸观摩元四家的真迹，对四人传承董、巨画风而各得其精髓的艺术特征理解得十分精辟。又如在康熙十年(1671)作《仿范宽董源山水轴》中题道：“范宽、董源皆北宋大家，故用笔相肖，范画浑厚，董画幽淡，各极其致，非南宋后所能梦见。”王鉴一生中大部分作品都标上仿古人某件名迹，或仿某家某法，都能继承某家的图式，加以重新组合，构成典范式的图像；在笔墨方面，则提炼出规范性的技法元素，务求表现出名家富有特征的笔墨意韵。而在具体形体上并不斤斤于细节形似，犹如他在顺治十七年(1660)所作《仿古山水册》中所说的：“仿古十帧，不求形似，聊免画家习气耳。”王鉴在长期临仿古画并加以陶冶综合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笔墨个性，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评道：“沈雄古逸，皴染兼长。”“工细之作，仍能纤不伤雅，绰有余妍。虽青绿重色，而一种书卷之气，盎然笔墨间，洵为后学津梁。”在清初他与王时敏并为画苑的领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