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刚结束三年级的Amy下了英语课外班一溜烟跑到妈妈们等待的教室，指着桌上的点心，用几乎听不出口音的英语喊道：“饼干，是给我的吗（Crackers! For me?）？”。
因为从事语言学的母亲在美访学一年，12年的秋季到13年的落叶时节Amy是跟随母亲在美国度过的。去的时候没有格外地兴奋，回国之前也没有太多失落留恋。但是真的开始回到国内小学重新开始三年级小学生的生活，Amy经历了一段颇为剧烈的适应过程。
与Amy同龄的Steven则是下了课外班后在黑板上兴趣盎然地涂鸦，戴着眼镜，一副肢体、思想活跃的样子。Steven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从四岁到八岁的四年时间是在华盛顿的公立小学度过的。和各个种族的小朋友在一起，他好像是不同的却又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国内最好的小学之一也经历了一段躁动的过渡期。
回到国内小学成了插班生的Steven成了一名普通又特殊的三年级学生，因为插班坐在最后一个，他的“特殊待遇”包括老师特意安排了一个副班长做他的同桌来帮助他，而这个副班长刚开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看着Steven——记作业。 “如果现在让我回美国，我马上就走。”这是回国已经一年Steven现在也常说的话。这种认同感，用她们妈妈的话总结，源自于“自在、受尊重”。
“t”一定要带那弯钩
语言上的烙印是这些小海龟最明显的标志，因为正是识字的年龄去了国外生活，在美国两个人英语明显长进了；而中文丢了一些，拼音、汉字忘了很多。Amy刚回来时语文、尤其作文成绩很不理想，老师说她的语序是英文的。而且，考试、写作文时，她有很多字都不会写，而不被允许用拼音代替。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如何对待刚回来的孩子，她没有那种变通的方法，把小孩逼得内心特别痛苦。”Amy妈妈说。
而Steven“作文还不错”，最差的是优减。因为在美国家长会让他保持中文的写作输出，——还给他建了个博客，每天写三句话即可。
两个小海龟“回游”后，都选择的是普通的公立小学。
“老师说那个‘t’和‘f’比如，必须带弯钩，要不然算错。”Steven一字一顿地说，“还有每个算式下面必须划一条横线，等号必须用尺子比着划。”
Amy妈妈解释说，“国外一、二年级拼写可以不完全正确，他们只要求按照拼读规则也就是phonics（音韵学），就是虽然没有拼对但是可以凭着这个拼写大概读出那个音，明白是哪个单词什么意思。老师能明白你想说什么就行了，但这边就要求一个字母也不许差。”
“这边是强调记忆、记忆单词。”Steven妈妈补充道。
“还有就是说实话这边真的是蹦单词，把单词每个都搞得特别准，但是连不成句最后还是交流不了啊。”Amy妈妈继而说。
而回忆起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画面又是另一番模样，而这或许造就了不同的思维习惯。
在美国学校有很多画画、做手工的活动，对图像化思维更为强调，用图形来解决问题。比如讲种子的发育就是会让孩子们自己动手或剪或画做出种子，茎，叶子，然后拼在一起，旁边留出填空的地方， 让孩子们自己填写各个部位的名称。同时，在思维上鼓励联想、联系。老师读了一个句子，底下小孩说我知道，我昨天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这都是老师所鼓励的。而正是基于联系才可能延伸出归纳演绎等更丰富的思维过程。
回国后，两个孩子都对老师的批评格外在意，在美国的时候老师几乎不怎么批评，尤其因为不记作业这种问题或者回答问题回答错了。因为害怕老师会批评，两个人回国以后不愿意回答问题。
“在那边就很自信，她真的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回答，因为她错了老师也不会说她。在这边，至少上语文课，她从来不愿意举手。这边就把孩子给压制住了，她老怕错。在那边她就没有这种怕的心理，特别放得开。”Amy的妈妈有强烈的感触。
这个学期已经适应多了，可是问Amy愿不愿意再回美国去，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Steven的妈妈也表示他们小学的数学老师格外严厉。
“美国老师不会说谁是错的，老师鼓励你说各种观点，这是最原始的批判性思维。并没有强调一个标准答案。所谓缺乏批判思维就是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其它角度都是错的。”Amy的妈妈说道。
国内老师的严格和批评或许来自绩效考核的压力。
“半年回来能考成这样，不错，比我想象的好。”Steven的妈妈说语文老师这样表扬过Steven这个小海龟，“老师就比较关心成绩，别拉了他们班分数。但是也不能要求老师是圣人，所以这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